五天后,崔秀宁接到关中文天祥的奏章。
嵯峨山义陵工地发现上古大铜鼎后,文天祥不敢怠慢,立刻带人奔赴嵯峨山,经过和张志纯、郭守敬等大学者的鉴定,一致认为…就是雍州鼎!
文天祥身为海内大儒,对金石学和考古本就有研究。修建长安城的张志纯和负责关中水利工程的郭守敬,也都是大学者。三人都认定是雍州鼎,那就能确定了。
文天祥等人的奏章中说,此鼎高达三唐尺有余,重达两千七百唐斤,四面。其中一面雕刻的山川地形,很明显就是陇山、秦岭、黄河、渭水,一看就是雍州所有。
加上文字极其久远,更胜商朝金文,不是大禹所造的雍州鼎又是什么?
文天祥还提出佐证,他的佐证来源于李洛从瀛州带回的华夏先秦失传典籍。
已经被解读出来的《夏书》,和《禹贡》内容不太相符,印证了《禹贡》的确是伪作,但两者又有关系。《禹贡》是根据真正的《夏书》后写的。
《夏书》中记载禹制九鼎的记载和详细的《禹贡》不同。相关记载非常简明,只有寥寥五十余字:禹践夏位,因以九大,以作九州。发历山之金,铸九鼎。曰冀、雍、豫…图各州山川于上…
短短数十字,却将九州鼎的来历交代的清清楚楚。
历山在哪?这可是《禹贡》中没有出现过的记载。文天祥说,历山就在河东夏县中条山,南临洛阳,“夏都所在,有夏之居”,那里自古盛产铜矿。也就是是古安邑。
崔秀宁明白,那不就是后世的山西南部的运城嘛,运城就是铜矿丰富的地方啊,是上古铜都,后世还有很多古老的铜矿遗址,而且和洛阳只隔着黄河,是华夏文明起源地之一。
这么说,大禹的确有足够的铜,来铸造巨大的青铜器了。
至于说大禹时代能不能具备铸造大型青铜礼器的技术水平,那根本不用怀疑。没道理更古老的三星堆都有精美的大型青铜器,而文化更发达的黄河流域却没有的道理。更别说大禹时代还没有三星堆时代古老。
崔秀宁听李洛说过,后世为何很少发现夏朝的大型青铜器。有个说法是,夏朝不流行贵重的陪葬品,很少用青铜器陪葬。而上古时代铜毕竟属于贵重金属,随着人口的增加和战争规模的扩大,很多铜器被融了冶炼成为兵器。
这也能说明,为何后世发现的夏朝青铜器,兵器占了很大比例。而商朝灭夏后,更是将夏朝的青铜器熔铸为兵器,或者改铸成自己的铜器。
这个说法的佐证是,商朝青铜业发达,可却很少发现商朝遗留的铜矿遗址。那么多的青铜器,原料从哪来?多半是融了夏朝的铜器。
而作为华夏象征的九鼎重器,没有被商朝融掉,而是收藏了起来。殷商历史上几次迁都,都带着九州鼎(不然也不会商朝灭亡后被周继承),可见早在商代,九州鼎就是宝物了。
《史记》记载秦国灭周后,带走了九州鼎,除了豫州鼎不小心沉入泗水,其余八鼎应该入秦了。
可这里有一个致命问题,秦国把鼎从洛阳带回关中,怎么会经过泗水?泗水在后世山东啊。司马迁难道搞错了?
司马迁记载秦始皇曾经到泗水打捞,而汉朝皇帝根据秦始皇的举动,也曾到泗水打捞。可泗水明明在洛阳之东千里,为何跑到那里去打捞?
徐福带到瀛州的秦朝典籍,给出了答案!
徐福典籍记载了秦始皇打捞鼎的地方,不是泗水,而是汜水!
一字之差!
徐福和司马迁谁错了?很明显是司马迁错了。要是汜水,那就合情合理了。
汜水就在洛阳附近的荥阳,当时在韩国都城附近。徐福所带的典籍记载,秦国灭周取鼎后,班师时又去了韩国都城附近耀武扬威,对韩国显摆,经过汜水,运载豫州鼎的船只沉没。
这些,都是《史记》不曾记载的重要信息。它澄清了《史记》的错误。是豫州汜水,不是徐州汜水。
更重要的是,徐福带走的典籍记载了秦始皇埋葬剩余八鼎的原因。
剩余八鼎为何要埋起来?
文天祥奏章中引用了其中一句:“数捞之不得,怒。李斯奏,豫鼎沉汜水,而汜水在豫,豫鼎沉豫,岂非天意乎?始皇遂罢之。后,欲以八鼎葬八州山川,以全之也。”
这句话的意思是,始皇帝数次打捞不到,很是愤怒。李斯上奏说,豫州鼎沉入的汜水属于豫州。豫州鼎刚好沉入豫州的河,这难道不是天意吗?
始皇帝听了觉得很有道理,就不再继续打捞豫州鼎。可是为了弥补缺憾,干脆把剩下的八鼎,全部相应埋葬在各州山川,这样一来,九鼎就以另外一种方式齐全了。
在打捞不到豫州鼎的无奈之下,将剩下八只鼎全部埋葬起来,的确算是一种齐全之法,也是始皇帝的大手笔了。
崔秀宁看到文天祥的奏章,也明白了文天祥的意思。
雍州鼎,是取出来,还是继续埋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