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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章（第1页）

让他把那些按小时收费的监护、吸氧等项目，给林晓宇每天象征性地记一点费用。

虽是杯水车薪，省一点儿是一点儿吧。

第二天，我向上级医生汇报了我的想法。

「省城的三甲医院已经做了很全面的检查，为了节省时间，我想跳过那些常规检查，快速取活检，依靠病理给病人一个诊断。」

虽然明面上是请示领导，但我内心早就下定主意，即使不同意也要争取。

之前的那个小伙子，就是没珍惜宝贵的时间，到后来要取活检时，已经来不及了。我不想再让类似的遗憾重演，毕竟林晓宇没有时间用来等待。最后，领导给了我全力支持。

通常，从取活检到出结果的时间是一个星期，如果是疑难的疾病，需要的时间往往更长。我决定给林晓宇输血，把各种风险降到最小，集中火力多个部位同时取活检，最后在两天时间内做完了这一切。

然而就在做完检测那几天，晓宇隐隐陷入了不安。

「我得的是血液病吗？」有一天查房的时候，他突然提出了这个问题。

晓宇告诉我，父亲就是得血液病去世的，还是挺罕见的病症，叫「多发性骨髓瘤」，最后还是去世了。他担心自己会重蹈覆辙，花光家里的积蓄。

「我怕自己也遗传了这个病，在网上查了好多资料，又觉得不太像。」他忐忑地盯着我的眼睛，期盼得到否定的回答。

我安慰他，「多发性骨髓瘤不遗传，你的症状也根本不像这个病。」我没说出口的是，晓宇的病，应该远比他父亲的要凶险得多。

晓宇似乎松了一口气，又追问我自己得的像啥病，「我经常想得睡不着觉，想自己查查文献。」

当人面对即将到来的答案时，总会有些紧张不安，想要提前知道答案。

病房里连电视都没有，唯一的可做的事情就是玩手机。晓宇时常坐在床上，戴着呼吸罩看手机，连夜搜索病症的资料。

他有时会抬头看我，隔着呼吸罩，用很闷很小的声音问：「姐姐，我得的是什么病？」

我不知道他得了什么病，更不知道该给出什么关键词。我只好避开他的视线，用同样小的声音说：「我还不知道。」

我经常强行转移话题：「你是律师吗？很厉害呀。」

「还算不上律师，刚毕业没几年，就做些打杂的工作。」

我想试着继续和他聊聊天，他却摆摆手，紧抿双唇。或许是太累了，或许是不想闲聊。

我能理解他的心情。千里迢迢来到最好的医院，依然得不到答案，对自己命运无法把控，只能在等待中抱有希望。

然而这种等待是没有期限的。重症病房里24小时灯火通明，没有任何光线、温度的变化。如果不是医生来上班了，晓宇根本不知道又过了一天。

他的姐姐倒是很热情健谈，几乎全天驻扎在楼梯间，白天就把泡沫拼板拆掉，摞成一个凳子坐在那里。那是我进出病房的必经之路，下班就会跟她聊一会儿。

她总是看到我就赶快站起来，从楼梯间冲到我面前，每次的话题都离不开检查结果。

我安慰她，取了好几个位置的活检呢，会有结果的。

但我内心其实没有把握。当年那个和林晓宇很像的男孩，也是艰难地取了活检，却根本找不出病因。家人的要求越降越低，从最初想治好病，到后来把生命延长到亲眼见孩子出生，再到最终仅仅希望能死个明白。就算这样，我都没有做到。

我有预感，晓宇身体里那个「看不见」的狡诈敌人，这次也不会轻易束手就擒。

林晓宇的病情每况愈下，持续高烧不退，皮肤每天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溃烂，已经从两条腿蔓延到了腰背部。

作为重症监护室里为数不多「清醒的病人」，他的每一分钟都很煎熬：躺不下，每天只能坐在床上，就连口腔都溃烂了，每吃一口东西都很疼，我们给他插了胃管打营养液。

病痛的折磨、睡不好觉、见不到家人等等，病人很容易患上「监护室综合征」，出现精神方面的问题。

我把林晓宇挪到一个角落的床位，在四周拉上帘子，隔离出一个相对独立的小空间，还嘱咐夜班护士晚上关掉他头顶的灯，希望他能尽量好过一点。

他虽然不爱说话，但能体谅我对他的关照，每次问起感觉怎么样，他都说好。

但我能感觉到，他之所以能撑下来，完全是因为对病理结果的期盼在支撑。我很担心他的希望落空，不愿多谈病理方面的事情。

我俩之间的见面，变得越来越沉默。

重症监护室外，姐姐越来越焦躁。虽然我从一开始就告诉她，至少需要一个星期才可能有结果，但她仍然是见我一次问一次。以至于每次远远在楼梯间看到她，我就有点心虚。

我也很想说点乐观的话鼓励他们，又担心会起到反作用。毕竟这个时候，给予希望是很「危险」的。

有时为了逃避姐姐的追问，我不得不装作接听电话，从她身边匆匆经过。看着她渴望期盼的眼神，我的内心很愧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