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同是鲁庄公,正文要提到的,其中是庄公之父,桓公姬允,不是姬同。第二条,也不知道当时是怎么写的,齐灵公明明在此事之后还在位二十多年,怎么就给写挂了?声孟子和庆克通奸,是《左传》明史记载的,当不会有误。关于庆克之死,表面是上国佐和庆克之间的矛盾。庆克与声孟子通奸,国佐劝之,庆克忌恨,告于声孟子。声孟子后来借鲍牵不放灵公入城一事大作文章,构陷国佐。国佐后来一怒之下杀了庆克,而且用的是齐国精锐军队。然后国佐又突然叛变,但不久又和灵公达成和解,这就很让人怀疑这是灵公与国佐演的双簧计。
因为灵公、声孟子、庆克之间的八卦在正文中一笔带过,主要写的是庄公与棠姜通奸,所以没有写得详细。关于这一段,重读一遍后,发现写的比较乱,非常抱歉。在很多情况下,声孟子都是被当成齐灵公的母亲,顷公的夫人,来自宋国。但声孟子更有可能是齐灵公的夫人,齐庄公的母亲。《列女传》最后一卷有齐灵声姬篇,说声姬(即声孟子)是鲁公的女儿,太子光(即齐庄公)的生母,号孟子。《左传。成十七》虽然提到了声孟子,但没有讲到声孟子的身世。综合来看,声孟子应该是齐灵公的夫人,而不是母亲。
这一篇写的是宫闱八卦,其实春秋还有许多值得八的宫闱秘闻,只是限于篇幅,只能挑几个比较著名的故事,大致讲一下。以后如果有机会,可以专八这个话题。从史实文字上来看,“庄公通之(棠姜)”,如果没有棠姜的投怀送抱,庄公不可能如此顺利,应该是棠姜在抵抗不住庄公的骚扰后,通过考量,觉得和庄公暗中勾搭,也算是给自己上了一道双保险。但后来老公崔杼怒了,棠姜就不想再与庄公往来了,毕竟崔杼不是好惹的。
非常喜欢饮酒,特别夜深醉酒归来,正如嘉靖所形容的,空旷的大街无人的夜,微明的月,数声犬吠,这个意境实在太美。在路上唱着跑调的歌曲,或吟哦着自己初作的诗词,人生常如此,确是一种乐趣。酒不能不饮,但不能多饮,闲时小饮几杯,足矣。
有人喜欢喝酒,有人喜欢喝茶,这都不能强求,酒有酒的乐趣,茶有茶的乐趣。酒浓烈,茶清淡,各是人生的美丽。狼饮酒往往是小饮慢斟,这是喝白酒时的状态。喝啤酒时,都是大碗价筛来,以手撕肉大啖之。当然现在没筛酒了,若能学渊明那样,以头巾漉酒,卧南山之侧,饮天地以苍茫,这是何等的风雅。
女人饮酒,另有一番风雅,像老年李清照那样常常醉里横行街头的不多。现在女人饮酒,以红酒居多吧,不是很了解。看影视时经常看到,几个女人坐在酒吧的吧台前,一边转着转椅,一边拿着长脚酒杯喝酒。
南方人其实很能喝酒的,这个也要因人而异,北方人也不擅饮酒的。湘川的性格相对比较浓烈,有侠士之风,可能饮白酒多些。江浙的性格相对清淡一些,有文士之风,可能对白酒的需求量不是特别大。江浙多茶,可能饮茶更成风尚吧,这个也不是很清楚,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二十吴楚柏举之战(1)
说到吴国,虽然吴王在周王室内部的爵位排列仅仅是子爵,但要论起血统,却是齐、楚、秦等异姓诸侯所不能望其项背的,因为吴国始祖太伯是西周开国君主周文王姬昌的嫡亲伯父,吴太伯是周太王古公亶父的长子,姬昌的父亲季历是太王幼子。
如果按嫡长继承制,吴太伯是应该继承太王权位的,但因为三子季历贤明,而且最要命的是,太王特别喜欢聪明可爱的孙子姬昌,早有打算把位子传给季历一系。
吴太伯知道自己没有希望继承父位,一赌气,和二弟仲雍离开岐山,前往东南方向的长江中下游流域,与当地的千余家荆蛮打成一片,荆蛮人“义之”,便拥戴吴太伯做了老大,号称句吴。
吴太伯是光棍一般去句吴的,所以他必须让荆蛮人表示自己的诚意,从荆蛮之俗,“文身断发”。随着时间的推移,吴国的姬氏子姓与中原的姬周王室已经没有什么来往,中原人也以荆蛮视之。
吴太伯虽然建立了句吴国,但实际上吴国的王室子孙都是吴太伯的二弟,即仲雍的后人,因为太伯无子,所以仲雍继位称王。
吴国地处偏远,经济非常落后,直至传到仲雍的第十九代孙姬寿梦,情况才有所改观。楚国大夫申公巫臣因为和重臣子反不和,绕道晋国来到吴国,帮助吴国训练军队,特别是战车部队的组建,使吴军的战斗力急速提升。
随后吴国开始和中原大国建立外交关系,晋国出于制衡楚国东翼的战略需要,也开始大规模援助吴国。吴国有了雄厚的本钱后,野心不断膨胀,开始对楚国动手动脚。在寿梦时代,吴国只是处在大国崛起的初期,还没有能力对楚国进行战略威胁。不过寿梦虽然在历史上没什么知名度,但他却有一个名气非常大的儿子——挂剑践义的季札。
季札的侄子姬僚(即吴王僚)即位后,吴国已经初步具备了与楚国抗衡的实力。吴王僚的堂弟公子光兼具雄才大略,经常率兵伐楚,搞得楚国鸡飞狗跳。特别是与楚国有杀父之仇的楚臣伍子胥奔吴之后,被公子光当成活地图,吴国的伐楚之势日渐紧促。
楚国由于昏君楚平王在位,内政乱七八糟,对外基本没有作为,特别公元前516年,楚平王去世后,楚国更是一片混乱,吴王僚已经嗅到了肉饼的香味。不过他已经没机会张开大嘴吃肉饼了,他的堂弟公子光发动了著名的政变,刺杀王僚,自立为吴王。
阖闾虽然得位不正,但他还是继承了吴王僚对展战略生存空间的对外政策,对楚国大打出手。公元前512年,吴国大举伐楚,这也是孙子出山后的第一战,战果辉煌,在第二年,吴国再次从楚国身上咬下两块肥肉,“取六(今安徽六安)与灊(今安徽霍山)”。
楚昭王熊轸可以说是春秋时代楚国最杯具的一位君主,成王、庄王时代的楚国与晋、齐争雄天下,何其霸气!而熊轸却每天都要面对着吴人无何止的军事骚扰,弄得焦头烂额,史称“无岁不有吴师”。吴国的三驾马车体系已经打磨完成,三人之间的配合非常默契,国势蒸蒸日上,已经成为楚国新的噩梦的开始。从地理位置上看,如果吴国要争霸中原,可以走淮河北上至宋鲁等国,没有必要对楚国动手动脚。
但老话常讲:卧榻之侧,谁能睡得着!现在楚国日渐衰落,如果不及时打掉楚国,等到楚国中兴,就能对吴国的西线战略安全构成重大威胁。所以对吴国来讲,最有利的就是趁吴渐强、楚渐弱的有利时机打掉楚国复兴的希望。
公元前508年,在伍子胥“多方以误之(即孙子所说的十二条)”的建议下,吴国三巨头合力挖了一个大坑,指使舒鸠人(今安徽舒城附近部落)引诱楚国伐吴,将由大将囊瓦率领的楚国水师骗到豫章,趁楚师不备,将楚军打得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间,并巧用声东击西之计,又从楚国身上割下一块大肥肉,占领了军事要塞——居巢(今安徽)
居巢盘垣在楚、吴、蔡、唐等国之间,这就给吴国交通蔡、唐等国提供了便利。在春秋中前期,蔡国是公认的楚国附庸,毫无外交自主权。现在楚国要完蛋了,蔡国当然要另找一个墙头蹲着,吴国自然是不二人选。
阖闾已经意识到了蔡国的战略调整,他自然不会放过这个绝佳的机会,开始和蔡唐等国进行战略合作。阖闾久有横平天下之志,要实现这个梦想,就必须首先征服楚国,而欲先平楚,必先平蔡、唐等楚国的战略外围。伍子胥和孙子都明确告诉阖闾:“现在楚国军事统帅囊瓦为人贪暴,蔡、唐皆不附,不如趁机伐楚,得蔡、唐而得楚。”
从寿梦时代,吴国就已经制定从楚国夺取生存空间的大战略,历经数十年的苦战,吴国初步取得了对楚作战的战略先手,现在的形势明显对吴国有利。楚国权臣当道,朝政混乱,朝政混乱,阖闾知道,错过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了,是时候对楚国发动战略总攻了。
公元前506年,也就是阖闾即位后的第九年,他召开了三巨头会议,与伍子胥、孙子商讨伐楚事宜。阖闾明确说明了他的战略意图:“吾欲复出击梦,奈何而有功?”红线已经划好了,只有怎么打的问题,没有打与不打的问题。
伍子胥和孙子联名提出了一个制楚战略,就是“远交近攻”,即联合蔡、唐两国共同讨伐楚国。吴国的情况系统已经查明情况,蔡、唐二国已经对楚国恨得咬牙切齿,就等着吴国出兵,二国将极力配合吴军的行动。
唐、蔡的宗主国其实是晋国,只是晋国远在中原,远水解不了近渴,而吴国就在楚国东侧,也只有吴国有能力为他们报仇,所以二国很痛快地答应了吴国的条件,三国正式结盟。
在公元506年的冬天,三国联军宣布对楚作战,不过蔡。唐都是打酱油的,主力还是吴军。这次对楚作战是战略性决战,阖闾也几乎掏出了自己全部家当,“悉兴师”,大致五万人左右,但和楚国的二十万军队相比,还是处在劣势。阖闾是在赌博,一旦输了,就将倾家荡产,对阖闾来说,这是一场危险的赌博零和游戏。
二十吴楚柏举之战(3)
正因为双方实力有差距,所以吴国尽可能的缩小差距,吴军并没有单独在楚国东线与楚国决战,而让唐、蔡两军从楚国北线作战,以二国的那点虾米兵,如果单独与楚作战,还不够楚人塞牙缝的。
唐、蔡地处楚国偏北方向,处淮河之滨,吴军在邗沟(今江苏扬州)乘舟沿刊沟(今京杭大运河的苏中段)北上,然后在今江苏淮安除处进入淮河,再溯淮西进,与唐、蔡二军会合。
如果舍远求近,吴军也可以要求唐、蔡二军沿着吴军北上的水路顺行南下,在邗沟与吴军会合,再溯长江西上,抵达后来吴楚决战的柏举。吴军舍近求远,应该是吴国最高决策层考虑到了晋国的因素。
在此年的春三月,晋国曾经召开了一场江湖武林大会,号召天下诸侯共起而诛楚,但晋国雷声大雨点小,一直没有实质动作。吴国不排除在吴国对楚作战后,晋国会改变战略,派兵与吴国联合作战。这只是一种可能,但吴国不会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晋国身上,指望别人,不如指望自己,这年头没有救世主。
三国军队会战的地点在豫章,也就是现在豫徽两省交界处的淮南山区,紧依大别山区,但这里并不是吴军预定的主战场,而是汉水东岸,距离豫章约有二百多公里。
不过吴军似乎并没有渡汉水而击郢都的打算,而只是夹汉水与楚军对峙,因为吴军并没有过河用的大型船只,却带来许多战车。吴军的战略目的非常明显,就是引诱楚军过河,寻找机会歼灭楚军主力。
需要说明的是,吴军从豫章直插至汉水东岸,采取的是跳跃行军方式,绕过三关(即大隧、直辕、寘阨,位于鄂豫两省交界东端),和解放战争中的神来之笔——千里跃进大别山有异曲同工之处。
吴军穿插行军,在战略上非常大胆,但在战术上,是要冒着被楚军穿插至吴国身后“关门打狗”风险的。吴国三巨头欺楚军主师囊瓦贪暴无能,事实上楚国并非没有军事天才,比如提出对吴军“关门打狗”战术的左司马沈尹戌。
沈尹戌所处的时代,正值吴兴楚衰,以楚国的国力,根本无力阻止吴国的强势崛起,所以他是坚决反对对吴用兵的。
公元前518年,楚昭王熊壬不顾国内的上昏下暴,民不聊生,轻率地“舟师以略吴疆”,沈尹戌就长叹:“楚必亡邑,不抚民而劳之。”事实也证明了沈尹戌的判断,吴军将楚军打得找不北,并吃掉了楚国的重镇巢、钟离。沈尹戌再一次作出预言:“亡郢之始,于此在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