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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八十四章末日狂欢（第2页）

从此之后，秦朝的法律愈加严苛，群臣人人自危，都有了反心。胡亥加强专政的结果，适得其反。

赵高还给秦二世出主意说：始皇帝所以能说一不二，是因为君临天下的时间较长，现在陛下刚开始执政，万一说错了话，群臣就会不服。因此，不宜与群臣多见面。

秦二世深信不疑，从此深居宫中，有事只和赵高商量，即便公卿也难得见上一面。

这样一来，秦朝的中央集权达到极致，文官体系的纠错功能完全丧失，国家等于只有一个人说了算，根本无法有效应付任何事变。

就这还不够，秦二世认为自己刚当皇帝，大臣虽然被压服了，黔首可能还不服，必须像老爸那样巡游天下，让百姓知道新皇帝也不是好惹的。

这位二世办事，实事求是讲，还是很有效率的。

秦二世元年春天，胡亥沿着秦始皇冬巡的路线，从咸阳出发，到碣石，向南到会稽，在秦始皇所刻石碑上都刻上了自己的铭文，而后远赴辽东而还。

此行费时十个月，行程竟有八千里以上，每天要跑一两百里，堪称高速行驶。

回到咸阳后，秦二世继承老爹的大业，继续建设阿房宫，外抚四夷。可能他感觉还是不够安全，就从各地征发善战甲士5万人，驻屯咸阳，拱卫首都。考虑到一下子来这么多人，咸阳当地的粮食供应不上，就令各郡县自己筹粮，士兵们自带粮食，咸阳300里内不提供一粒米。

秦二世的预感是准确的，就在他东巡归来两个多月后，秦朝的土地再也承受不住他的超高压了。

当年七月，在泗水郡的大泽乡（今安徽宿县）爆发了由农民陈胜、吴广领导的全民大起义。

在我们的印象中，好像是由于陈胜、吴广首举义旗，刘邦等枭雄才跟上的，其实不然。就在此前一年，泗水的亭长（基层治安组长）刘邦，就拉杆子起来造反了。

当时，刘邦负责带队，送一批刑徒去骊山修始皇陵。一路上，刑徒不断逃亡，怎么也管不住，估计到地方也就快跑光了。队伍行至路途的一半，刘邦陷入了绝境——就这支人数不全的队伍，即使到了咸阳也要遭处罚，自己也得沦为刑徒。

人被逼急了，总要有个活路。刘邦是个带点痞气的人，他想来想去，决定不按常规过这一辈子了，索性放掉了所有的刑徒，自己要去当土匪。其中有10多个刑徒为刘邦大大义所感，愿意跟随。

这支小小游击队，就这么形成了，隐蔽在草泽之中等待时机。渐渐地，竟然混成了好几百人的大队伍。

与此同时，彭越，一个打鱼人；英布，一个受过“鲸刑”的人（也就是脸上被刺字，故又名鲸布），被罚在骊山修陵墓。在修墓期间，他俩秘密联络有志之士反秦，策划了一阵子之后，带着一批刑徒逃到了长江上，当了水匪，实际上就是开始了反秦起义。

是陈胜、吴广的投下的星星之火，把四方民怨的燎原大火给点起来了！

秦二世这个倒霉蛋，撞上了中国古代最经典的一次全民大起义。

秦朝是伟大的，但也是有深重罪孽的。这罪孽实事求是讲，不是由秦二世而起，秦始皇的政策需要负重大责任。秦法从来严苛，但自商鞅以来内部还没出过问题。因为百姓只要肯作战，上进之途还是有的。且国家在不断扩张的非常阶段，秦民多少还有个盼头。

待到天下统一后，战火熄灭，万民都有“更生”之感，如果这时候秦始皇与民休息，黔首必然感恩，秦朝就会有一个非常稳固的民意基础。

可是统一之后，秦法愈加严酷，完全针对着老百姓来了，再得军功不易，而不小心犯法当刑徒的机会倒是增加了。国无宁日，民无安居。问题那就严重了。

秦朝的赋税，是征收百姓收入的大半。聚敛过重，百姓难以承受，这是弊病一。

秦朝的边防、修建任务太重，征发卫戍和劳役人员一直征发到基层闾里。丁壮被搜罗一空，百姓没法过正常日子了，这是弊病二。

人民没有了希望，就要出事。

在这种危局下，如果中央机构头脑清醒、运转有效，还能防范一下。可是秦二世得国不正，他要防范大臣中的异己，所以采用了最极端的寡头统治，只依靠赵高一个人来施政，听不到正确意见。另一方面，本应自觉为政权服务的大臣和郡县官僚，因为秦二世在残杀亲兄弟时株连过重，人人震恐，大家都是活一天算一天，完全失去了屏障政权的主动性。

正因为有这样种种失当的举措，火山一旦爆发，皇冠必然落地。

本想延续千世万世的秦朝，二世而亡，就是它的宿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