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赋税,半出江南。
江南,是大明朝的钱袋子。
大明朝的政治中心是北京顺天府,离江南隔着半个天下,凭现在的通讯手段,若是江南有什么风吹草动,北京很难迅速做出反应。
要想加上朝廷对江南的控制力度,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军队。
所以,趁着这次裁撤卫所,朱由检便让定远侯邓文明前往南京,担任守备勋臣,宁远伯李尊祖,担任协守勋臣,二人率军南下,整训南直隶卫所的可用之兵,建立南京京营。
定远侯邓文明,宁远伯李尊祖,这两个人率军将要到达江苏之时,就听说了漕运卫所发生的事。两个人一合计,南直隶的卫所也不少,估计也得闹事,咱们先按兵不动,等那边闹起事来,咱们再出兵镇压,正好借此事立威。
果不其然,那些卫所军官带着人准备去哭孝陵。
邓文明和李尊祖接到有人可能要去惊扰孝陵的消息,二话不说,两个带着人,连夜出发,在半路上,就把那些想要去孝陵的人给看住了。
应天府尹吴阿衡,南京镇守太监魏忠贤,还没赶到孝陵,就接到了邓文明派出的传令兵送达的消息。
紧接着,就派人去将孝陵卫指挥使梅春,魏国公徐弘基,连同应天府尹吴阿衡,南京镇守太监魏忠贤请到南京中军都督府议事。
北京的五军都督府都沦为了摆设,南京的五军都督府更是摆设,因此显得很是寒酸。
魏国公徐弘基坐在上垂手,南京镇守太监魏忠贤坐在下垂手,定远侯邓文明,宁远伯李尊祖,应天府尹吴阿衡,孝陵卫指挥使梅春,分坐两旁。
至于南京兵部尚书的位置,还是空着,朱由检也是有意让其空着。
因为朱由检想尽量避免文官染指军权。
像辽东的蓟辽总督,西北的三边总督,宣府大同的宣大总督,这些由来已久,是没有办法的事,只能是徐徐图之。
那南京兵部尚书的位置既然还空着,那就索性空着吧。
参与朝政的是文官,指挥军队作战的还是文官,那文官集团的势力想不大都不行啊。
明朝的文官集团,在洪武朝是没成什么气候,在建文朝时抬起头来了,结果靖难之役后,在永乐朝又被打下去了。
等到仁宗上位,文官集团算是复苏了。
像内阁大学士,原本是五品,但仁宗给内阁大学士加衔,像杨士奇就加了兵部尚书衔,一下子就成二品了。
仁宗有能力,但不能否认他对文官过于优厚了。
他在位不到一年的时间,却能得到一个仁宗的庙号,恐怕也与此有关。
到了宣德年间,宣宗面对庞大的文官集团,就只能推出司礼监来制衡了。
而且,仁宣时期,明朝是大规模的缩边,安南就是在宣德年间丢的,直到嘉靖年间才又收回来。
等到正统年间,英宗继位,英宗年幼,无法理政,朝政就由张太皇太后和三杨把持。
趁着英宗年幼,文官集团可是攫取了不少的利益。
直到三杨之一的杨荣去世,英宗才开始真正的亲政,等到杨士奇去世,英宗才算是能够掌握朝政。
待到土木堡之变,勋贵武将战死了一部分,但还有一部分。
剩下的这一部分,由于大多都是英宗的亲信,或被冷藏,或被打压。
典型代表,就是靖远伯王骥。
王骥虽然是文官,但他是因为平定麓川,因军功获得的靖远伯爵位。
土木堡之变发生前后,王骥正领大军在湖广一带平定苗乱,当时的朝廷做了一个很耐人寻味的举动,国榷是这么记载的:都督佥事陈友为都督同知,选南京兵千人,赴靖远伯王骥行营。
千人,去支援作战,未免太少点。所以就有人推测,这就是去监视王骥的。
因为王骥手里有军队,最重要的是,他是英宗的亲信。
过了一段时间,王骥直接就被调到了南京,坐了冷板凳。
等到夺门之变的时候,王骥都七十多了,亲自披甲上阵,并将儿孙带在身边,誓要迎回英宗。
同样的,土木堡之变后,大同总兵官广宁伯刘安入京被劾下狱,大同镇守太监郭敬下狱,领三千营忻城伯赵荣怠玩下狱。
与之相反,离土木堡更近的宣府总兵杨洪,却是一路的加官进爵。
土木堡之变后,死了的勋贵武将是死了,活着的勋贵武将大部分又都是英宗的亲信,他们还不敢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