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哈尔滨一样,几百公里之外的长春也颇不宁静。胜利大街上,一批进步学生簇拥在一起,手持着“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要和平不要内战”等标语站在街道中央,不肯后退。
在他们面前,有一批个头一样齐的警察方队,身着国民党第四代黑色警服,一律手持盾牌和警棍。
双方在这里已经对峙了一段时间。突然,一队配有美军装备、钢盔钢枪的警备司令部宪兵方队整齐有序地走来。皮靴落地有声。众学生为之一动,人群里开始骚动起来。
此时,一个头上缠着白布条的进步学生高举着“反内战”的标语,大声喊道:“都别后退!我看谁敢开枪!”
学生们稍微平静了一些。此时,宪兵方队突然闪开了一条路,一个带头的军官拉好枪栓径直走到这个学生面前,将枪口顶在了他的头上。
“最后说一遍,回去。”军官的口气不容置疑。
带头的学生面色苍白,后牙紧紧咬住,额头的青筋根根爆出,虽然紧张得说不出话,但不曾向后退却半步。人群中已经有女生用双手捂住了双眼。军官又把枪口往那位学生头上使劲儿顶了一下,手指也扣在扳机上。带头的学生闭上眼睛,周围的空气几乎要凝固了。
突然,有一只手握住了枪口,军官一愣,大家也都一愣。
“魏老师!”“魏校长!”“魏先生!”人群里,学生们喊出声来。只见一位头发花白的清瘦长者从军官身后走出来,虽然已经年过五旬的样子,但长者目光如炬。军官在他的逼视下也有些发憷,问道:“您是?”
长者看着他的眼睛,语气坚定地说:“魏一平,长春大学副校长。”
军官有些被他的威严震慑,双脚轻碰,敬了个军礼,同时开口道:“魏校长,我们在执行军令。请您体谅。”
魏一平从他的脸上扫过,接着向他身后的军警方队扫了一眼:“看看你们,看看你带的这些人,哪一个不是孩子?你也是。让一些孩子来抓、来杀另一些孩子,你们也肯来?”
军官有些尴尬。
魏一平继续说道:“回去吧。告诉派你来的那些人:这里不许游行,但是更不许当街杀人、杀学生。告诉你们警备司令部的老全,就说他的老同学老魏是带头人,要抓,要杀,先冲我来。”
说到此,魏一平也有些激动了,他指着眼前游行的学生,大声说道:“你们看看这些学生,他们都是你们的弟弟妹妹,都是同胞啊。日本人走了,你们还要拿着枪出来吗?”
年轻的军官有些手足无措,有些女学生哭了。
魏一平转过头来,问带头的学生:“你叫什么?”
“魏校长,我叫何宁!”学生显然也被这种激动的情绪感染了。
“好样的,何宁。”魏一平赞许道,“有我在,没人敢对你们开枪。”
回到家里,早已过了午饭时间。魏一平冲等待的用人摆了摆手,示意自己什么都不吃。他挂好外套,有些疲倦地走到沙发边上,拿起电话听筒,拨通两个号:
“不能再杀学生了,再闹也不许开枪。你们就是一群蠢猪。那帮愣头青都不要命,你杀得了一个,杀得了全东北的学生吗?”魏一平顿了顿,接着说道:“对了,那个闹得最凶的学生叫何宁,锦州人。我约了他晚上来见我,你们可以在路上动手。像这样的人,得杀。”
他挂了电话,好像想到了什么,又拿起来拨通两个号,用比较舒缓和恭敬的语调说:“是我,那只兔子已经醒了,是。”
挂掉电话,魏一平终于放松身体靠在了沙发背上。光线下,他消瘦的脸看上去格外阴郁。
老孟的屋里好东西不少,就是乱,山珍皮货散落在屋里的各个角落。常年的狩猎生活令他看上去粗手粗脚。尤其这几天,他的动作尤其不灵便——就在前天,他刚刚失去了三根手指,现在伤口的纱布上还有暗褐色的血迹。
老孟看着墙上一张毛色鲜亮的虎皮,心想:三根手指头换一条虎命,也值了。这种成色的虎皮,现在早已不多见。再加上一大堆虎骨,应该能卖个好价钱。
正琢磨着,身后的粗铁门铃响了起来,门被推开。老孟殷勤地说道:“先生,要点儿什么?”
“听说你这儿有新鲜的虎骨?”
“好说,好说,您先坐,泡酒还是熬药——这位先生消息够灵的呀,我刚打回虎骨来才一天,您就知道啦?”
“我消息不算灵,十年了,要不是有人告诉我你在这儿,我还以为你死了。”说着,他摘下帽子和墨镜,是李春秋。老孟的笑脸瞬间凝固了。
铺板装好,门从里面反锁。李春秋和老孟各坐在火炉子的一侧,手里拿着热气腾腾的茶缸子喝水。
片刻后,老孟艰难地说:“不能推后一天吗?”
李春秋喝了口水,什么都没说。
“哪怕半天也行啊。”
李春秋莫衷一是地说:“是啊。”
“我老婆生病了,说好明天带她去看大夫。”老孟絮絮叨叨地说着,更像是说给自己,“像我这样的人,找个好大夫不容易,我老婆的哮喘……”
“她不能走。”李春秋决绝地说。
听了这话,老孟先是惊愕,继而脸上又蒙上一层愁容。
李春秋没能力安慰老孟,看着炉子里的火苗,问道:“你们有孩子吗?”老孟摇摇头。
顿了顿,李春秋开口说:“我儿子今年七岁,过了今天,他就是个没爸爸的孩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