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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六章将星陨落（第2页）

当时国民党中央银行发的货币叫法币，广西呢叫桂币，广西自己有银行，发的钞票，桂币嘛，两块桂币抵一块当时国民党中央的法币。那时广西人他们比较凶，我记得吃饭，吃饭不常是在食堂里面吃饭，食堂里吃饭经常会发生同学和办食堂人的矛盾，一有矛盾以后，厨房的人就拿起刀来。这个时候大家都很害怕的，不敢和广西人吵。

宜山县城不大，从省会桂林入云南的公路和铁路都要通过宜山。宜山城东门外500米处，有一凹字形大建筑，被称为标营。标营前面有一个大操场，是昔日练兵的场所，可容纳两三千人练操，操场外一条名叫龙江的小河蜿蜒南流。

在宜山学生们住的是一个标营，在东门外边，在东门外边有一个叫标营，原来是国民党部队里边的一个营房，所以它四周碉堡都做好的，防空洞都做得很多的。

标营是国立浙江大学二三四年级的男生宿舍，学校还在操场上新建了教室。

坐的凳子正反面都是竹子做的，因为当地竹子很多，整个广西境内和国内其他地方比竹子是很多的。房子都是竹子编的，墙壁都是竹子编的。上面那个稻草这些东西都是现成的。就只有两座宿舍比较好，用瓦片，比较正规的。

学校的办公室、图书馆、女生和大一宿舍，以及一部分教室设在城内的文庙。文庙和标营间步行只需十分钟。竺可桢住在城内寓西大街32号，月租金23元法币。城外的小龙江成为浙大学生游泳戏水的好地方，而江边的绿地则是学生们野餐的好去处。

（三）

国立浙江大学在宜山开学的当天，民国时期的一位传奇人物——军事专家蒋百里也来到宜山。

蒋百里在1899年考入国立浙江大学的前身求是书院，后又留学日本、德国，学习军事。将近代西方先进军事理论系统地介绍到中国，蒋百里是第一人。

在日本老一辈人中提起这位蒋方震将军（蒋百里名方震，以字行），他的名气比在中国还大，日本人记得他的《国防论》、他的抗日战略理论。在这位只讲武不动武的陆军上将面前，他们说：“一个蒋百里就两次打败了整个日本陆军。”第一次，蒋百里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时候，轻松夺魁，在所有日本毕业生面前把代表第一名的日本天皇佩剑带走了，而他的这些同学如荒木贞夫等恰好是太平洋战争中日本陆军的主要将领。

若说将军最为传奇的一幕，则发生在百里将军在日本学习军事的时候。

蒋百里将军在1901年留学日本，进士官学校。1906年毕业的时候，日本天皇赐刀给最重要的步兵科毕业生中的第一名，结果蒋百里夺了这个第一，把日本天皇的赐刀带回中国去了。

日本的有关资料，描述的比国内所记载要详细得多，特别是有一本叫《陸軍士官学校関係者》的，里面记录的蒋百里是一个让日本陆军历史极为尴尬的人物。

他毕业获奖的场面颇为传奇，因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宣布毕业生的名次是从前向后的，念的第一个名字就是“蒋方震”。

当时九期步兵科毕业生有日本人三百余人，中国留学生四名，泰国等国留学生若干名。就这样，第一名被中国留学生蒋方震，也就是蒋百里拿了，天皇的赐刀当然也归中国了。

日本士官普遍感到面子上难以忍受，谁知接着宣布第二名，还是中国人。这位第二名就是后来从云南起兵反袁的护国将军、风流将军？蔡锷。这样引起的骚动更厉害了。

于是宣布第三名之前日本方面先检查一下不幸，这次的结果还是中国人！名叫张孝淮。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发布官是皇室的伏见宫亲王，惶恐之下感觉无法向天皇交待，临时从后面换了一个日本学生作第三名。想想前四名日本人不过半也尴尬，又增加了一个日本学生作第四名，张孝淮得了第五。

增加的两个日本人是谁呢？一个名叫荒木贞夫，后来的日本陆军大将、陆相、甲级战犯，一个名叫真崎甚三郎，后来的台湾总督、陆军大将、二二六事变的幕后黑手……此外，这一期里面的日本毕业生还包括如下名字：小矶国昭、本庄繁、松井石根、阿部信行……堪称日本陆军的一代精英，皆惨败于蒋百里、蔡锷之手。

从此以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规定中国留学生必须与日本学生分开授课，以免同样让日本人丢面子的场面重演。

同样，后来的中国三军统帅蒋介石，留学日本学军事的成绩和这些名将比，实在也是拿不出手的。

第二次，八年血战之后，看蒋百里将军的抗战理论，日军恰似按照将军的指挥，老老实实的自东向西，前进到湖南，而后陷入中国泥沼式的持久战中不能自拔，直到战败。具体战役上，中国失利的例子虽多，战略上，日军的失败早已注定。

蒋百里在《国防论》和其他著作中阐述的对日战略，归纳起来有三：第一，中国对日不惧鲸吞，乃怕蚕食，故对日不应步步后退，而要主动地实施全面抗战，化日军后方为前方，使其无暇消化占领区，从而使日本无法利用占领的地区提高战力；

他还第一个提出，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这种战争不是短时间的冲突而是长时间的竞走”；“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在抗战中就集中最主要力量在日本鬼子所占领的后方，狠狠打击日本鬼子，不能说是共产党按蒋百里的理论办事，只能说是英雄所见略同。

（四）

不久前，蒋百里接受蒋介石的任命，担任陆军大学代理校长。在前往贵州遵义时途经宜山，由于心脏病突发，被迫停留下来。陆军大学在抗战爆发后，从南京迁到湖南桃源，随着日军向武汉接近，陆军大学又再次向贵州遵义搬迁。就在陆军大学准备搬迁贵州时，10月11日，日军向汉口发动攻击。4天后，国民党政府统帅部下令放弃武汉，武汉会战日军伤亡10万多人，中国军队伤亡14万人。就在蒋百里抵达宜山的一周前，日军攻陷了武汉三镇，并血洗全城。两周后，日军又攻占岳阳。

蒋百里和竺可桢是浙江同乡。在宜山停留的第四天，蒋百里拜访了这位比自己年长八岁的同乡，现任母校校长。竺可桢请蒋百里为学校师生作一次关于持久抗战的演讲，以便在武汉沦陷之后，振奋一下人心，蒋百里欣然应允。但这个约定却成为竺可桢心中永远的遗憾。

与竺可桢会面的当天夜间，蒋百里因心脏病突然去世。第二天，竺可桢得知他的死讯，感叹到：“我听后仿佛晴天霹雳，昨天谈话时还精神矍铄，我还自叹不如，真是悲惨啊!”

11月19日，天刚放亮的时候，竺可桢便来到蒋百里的灵堂。追悼会持续了一个小时，而后在仪仗队和军乐队的伴随下，送殡队伍浩浩荡荡，穿过宜山城，出南门后，将蒋百里的灵柩安葬于宜山城外的南山。

此时，尽管武汉已经沦陷，但是千里之外的宜山，除了偶尔的防空警报声之外，还算是一个安全的地方。这一学年国立浙江大学共招生471人，占全国大学录取新生总数的12，生源大部分来自它流亡时经过的省份：浙江、江西和广西。流亡了一年的国立浙江大学暂时有了一个栖息之地，但疾病却不期而至。

广西的宜山开始同泰和就不同了，比较起来，所谓瘴气多了，瘴气实际上就是，他四周是山嘛，所以山里边同我们这里雾大的时候一样，有的这种云的样子，那么这个瘴气为什么叫瘴气，就是当地历史上边下来嘛，老百姓都是叫它瘴气，瘴气的坏处就是要生病。

当地宜山人吃岩盐，而学生们原来都是吃海盐的，海盐里面有碘，这个岩盐里面没有碘，缺碘的人得大脖子病。高年级的同学对这件事没有什么太大反应，低年级的学生就不同了，有一个一年级的同学从广东来的新生，看到有的同学大脖子吓得就走了，退学了，不上了，不敢在这里。

为了预防缺碘而引起的甲状腺肿大，即大脖子病，江浙一带的学生纷纷写信给家人，要求邮寄紫菜。

紫菜里有碘，含碘较多，而且紫菜又轻，装在信封里面就可以寄得来，随便哪一家拿到了紫菜，就交给这个饭师傅，就熬汤，每一桌一碗汤，大家吃。

但最危险的疾病并非大脖子病，而是恶性疟疾。参加完蒋百里葬礼后的竺可桢，回到宜山城内的办公室，准备召开校务会议，这时候他得知了一个令人担忧的消息：任职于江汉工程局，此时也在宜山的侄子竺士楷患上了疟疾。

广西宜山这些地方按古人讲，叫作蛮瘴之地，宜山宜水不宜人。主要是指它疟疾横行。那么浙大到了这个地方，也是在劫难逃。学生染病，家属染病，数十人，并且发生了死人事件。

疟疾是由疟原虫引起的寄生虫病，夏秋季发病较多，严重型的疟疾极易致人死亡。在热带亚热带地区，疟疾一年四季都可能发生，很容易流行。宜山旧称“蛮烟瘴雨”之乡，属于亚热带气候，这里温暖多雨。多雨的环境极易滋生蚊子，而蚊子则是传播疟疾的祸首。除气候条件外，战时增加的人口也成为疟疾迅速传播的一个原因。

那时候，从湖北撤下来的十多万伤兵中，有两万多疏散到广西宜山一带。随后，广州的沦陷也迫使广州黄埔军官学校向桂北搬迁，黄埔军校第四分校奉令搬迁到宜山，这使得宜山人口激增，一时间燃料、房屋、食品，特别是药品的供应骤然紧张。

1938年10月17日，是浙江大学师生对疟疾这种疾病，开始感到恐惧的日子。下午四点，浙江大学文理学院副院长张绍忠向竺可桢报告，其侄女因患疟疾病逝。在随后的两个月中，浙江大学里患疟疾的人数从10多个增加到146人，其中恶性患者占77，到1939年1月，又增加了200多人，几乎每家都有患病之人。电机系学生袁可志不幸也染上了恶性的疟疾，不是一般的疟疾，一阵冷一阵热的，是高烧不退的疟疾，恶性疟疾很容易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