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年初,一股冷空气弥漫在京城的上空。
趁着春节前还不是太忙,江弦和朱琳两家一块儿在全聚德吃了顿饭。
饭后,江国庆捏着份《人民X报》,念起了上面红艳艳的指示。
“未经行政管理部门批准,不准贩卖工业品。”
“不准贩卖一类农产品。”
“不允许私人购买汽车、拖拉机、机动船等大型运输工具从事贩运。”
朱教授体会着上面传达的精神,琢磨一会儿,“紧急文件,这是口径要变化啊”
“怎么变?”江国庆朝他看去。
“打击投机倒把?这是要整治整治市场秩序?”朱教授边想边说。
江弦喝一口茶水,淡淡道:“爸说的挺对,我看上面是要管控一下局势,控制个体民营了。”
“控制?”
他这俩爹全都朝他看去。
江国庆说:“去年年底不还鼓励个体民营呢?报纸上天天登温州那八个人,怎么这就变风向了?”
“上面也是摸着石头过河,松一阵儿肯定就要紧一阵儿,再不管管,都得跟年广久似的晒钱了。”江弦说。
去年,“傻瓜瓜子”年广久的瓜子生意越做越火,钱挣的是越来越多。
这会儿最大面值钞票就是10元的大团结,于是年广久干了一件特高调的“傻”事
——晒钱。
啥意思呢?年广久说天一下雨,麻袋里的钱就容易发霉,他把钱全都晒在院子里,这样就不怕发霉了。
别人问他:你找死啊?你敢晒钱?你胆子真够大。
他振振有词:我的钱发霉了,不晒一晒怎么办?
害,说白了就是作妖,花式炫富。
后世也常见,名包手表摆一地,摆好姿势,拍张照片,pyq一发:“家人们谁懂啊?从保时捷911上摔下来了。”
这种比较低级,高一级点:赶着周一闭馆,躲开人儿,撒欢儿~
“。去年、前年都遇到了赤子,改开必定要遇上这么一场寒流干扰。”江弦分析一通。
朱教授这个天天研究经济学的忍不住点点头,面露欣赏,“没想到你这个搞文学的,对社会认识还挺深刻。”
“瞧您说的。”江弦笑笑。“我们搞文学总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就不提反思、伤痕,往近了说有蒋子龙的改革文学,往远了还有茅盾先生的社会剖析呢。”
茅盾先生的是从社会的政治经济层面去观察和分析社会现象。
这也就导致他的作品阅读门槛极高,在后世很少有人触碰,甚至还出现贬损的声音。
不读可以理解,贬损就很狭隘了。
阅读茅盾的文章一定要融合着时代的背景,别看老先生斯斯文文,好像很文雅,他的笔名可是叫矛盾,叶圣陶给他改成了茅盾,在过去那个时期,他是引领过一场场笔战的。
他和鲁迅一样,都是极早意识到文字不能光无病呻吟的作家,两个人是好友也是乌镇同乡,文章一个像投枪,一个像匕首,一起插向敌人的心脏,只是这一重背景色彩在和平年代很难得到体会。
“这什么个体、民营。反正都影响不到你写文章。”饶月梅一琢磨,一拍大腿,“这么看来,你这个写还真是个好事儿。”
江弦笑笑没有说话。
文坛的糟心事儿又哪里少?只不过都是无形的硝烟,光是一场反精神wr就够闹心的。
朱琳已经进入北电业余培训班学习了,每天都在研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
这天回到家里,她给江弦分享:“我们班上好多同学最近都在讨论,被车撞到以后,自己会说出什么心愿。”
一月份,《京城文学》刊发了史铁生《午餐半小时》,这部短篇迅速在读者群体当中掀起巨大讨论,一时间人民群众的热议话题都成了:被撞以后,你有什么心愿?
史铁生的名字,也这样进入到人们的视野。
章德宁很快找上门,兴奋道:“铁生的这篇真是火了。”
她掰着手指头一点,“王安忆同志、汪曾祺先生,这下又多了一个史铁生,江弦,你又捧起来一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