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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农民起义（第1页）

明末农民起义

历史背景

政治腐朽

阶级压迫和阶级矛盾

明朝末年，各种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突出表现在农民与地主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如：福王朱常洵在洛阳所修的王府，花费白银二十八万两；朱常洵就藩时，还得到明神宗上等良田四万顷。朱常洵还不满足。他在洛阳与民争利，百姓有了灾荒，舍不得拿出钱来赈济。

在腐朽的封建地主阶级压榨下，全国各地反抗斗争层出不穷，例如；1588年，在今安徽、江西、湖北交界爆发刘汝国领导的上万农民起义；1589年，李园朗、王子龙在广东始兴、翁源一带起义；1599年、1604年、1606年、1622年浙江、福建、南京、山东均有大规模的暴动。1627年，陕北澄县饥民暴动，由此拉开了有李自成参加和领导的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陕西地区成为农民起义的中心地。

税收严苛和土地兼并

明中期以后，国家财政的破产和赋税的加派，不断提取太仓银两供自己享用，甚至把外库的藏银输入户部，导致国家财政内外交困，面临破产。为了应付日益增多的军费开支，朝廷不断地加派赋税，明朝统治阶级在全国范围内以征矿税为名，派遣了大量矿税监，横征暴敛，鱼肉人民。加重百姓负担，加速了阶级矛盾激化。

从皇室到官绅地主兼并土地愈来愈猖狂，他们依靠政治权势大量地侵占官地和私田。皇帝在畿辅地区设立了许多皇庄。宗室诸王、勋戚、太监也通过“乞请”和接受“投献”等方式，霸占了越府跨县的大片土地，成了全国最大的土地占有者。

组织制度体系缺陷

明末农民起义爆发的表面原因在于商品经济的急剧发展和剥削程度的急剧加重，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社会各阶层和封建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加派激化矛盾。而其深层次矛盾则在于明朝中后期的制度体系—宦官和赋税制度。

军制的败坏

屯田制中的军屯制度到后来弊端暴露无遗，首先是克扣粮饷，明后期，将领克扣士卒粮饷是一个极其普遍的现象，他们用脧削所得，过着糜烂生活，且向兵部官员、监视太监和纪功御史等人行贿，营求升迁或开脱罪责；其次就是军队的屯田多被军官、豪强和内监占夺，使得军队失去了粮食的来源，这就决定了霸占军田的人同士卒的矛盾必然激化，平时摩擦甚多，战时更不可能做到上下齐心；第三就是军纪败坏‘，军纪败坏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杀良冒功”，于是官军往往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滥施屠杀。史籍中所说，“今官兵所至，动以打粮为名，劫商贾，搜居积，淫妇女，焚室庐。小民畏兵，甚于畏贼。”；第四时明末的兵变是统治危机的一个重要表现。万历以来，军队由于缺饷而哗变的事件已时有所闻。天启年间，福宁、杭州等地也先后发生兵变，还有援辽军队哗变于河北玉田县的事。

天灾不断

17世纪开始的中国气候，此时的明朝处于明朝小冰河时期，万历后期至天启年间中国气候显著变冷，北方风沙壅积日甚，旱灾逐年增多，农业收成锐降。与此同期，中原气温与北方农牧带的降雨量也直抵秦汉以来的最低点。整个明末时期始终伴随着旱灾、寒流、蝗灾、水灾、鼠疫、瘟疫等，此后中原气候持续下降，天下大乱，狼烟蜂起。

直接起因

明中后期，随着吏治的全面败坏，驿递制也弊窦丛生。大小官吏往来于道路时，令驿站提供超过实际需要的供应，其超过的部分折成银子纳入私囊，如此便加重驿站人员的负担。后“在刘懋的主持下，朝廷颁布了新定的使用驿递规章，同时宣布裁减驿站经费。随着驿站经费的裁减，驿夫枵腹、驿马倒毙的现象愈来愈严重了。大批原来依靠驿递勉强维持生计的壮丁被迫逃亡，其中相当一部分加入了农民起义队伍。

起义经过

陕北举义

参见：王二起义、李自成起义、张献忠起义

陕西长期以来是全国社会矛盾的焦点，明朝藩王对农民横征暴敛，农民生活比其地区更为困苦，阶级矛盾尖锐。这一地区又是蒙、汉、回民杂居地区，是激烈的民族斗争场所，各族人民与明朝统治者矛盾很深。因此，陕西地区成为最早酝酿和爆发农民争的地区。在这种社会条件下，以陕西为中心，全国各地农民起义，士兵兵变，手工者罢矿不断发生，为明末农民战争准备了必要条件。

李自成从小就因欠债被迫给姓艾的地主牧羊。后在银州（现米脂县）当一名驿卒。21岁那年，他打伤了地主，逃到甘肃甘州（今张掖市甘州区）投军。当时，全国到处都有农民起义爆发。

天启七年（1627年）三月，陕西大旱，澄城知县张斗耀不顾饥民死活，仍然催逼税，敲骨吸髓地榨取农民。白水饥民王二聚集了数百个无法活命的农民进行斗争，他声问大家：“谁敢杀死知县？”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我敢杀。”于是王二率饥民冲县城，杀死张斗耀，揭开了明末农民战争的序幕。

烽火遍地

王二首义后各地纷纷响应。崇祯元年（1628年），陕府谷王嘉胤、汉南王大梁、安塞高迎祥等领导饥民起义，全陕响应。张献忠也在延安米脂起义，自成后来投入高迎祥军中。[22]这一时期最有影响的是王嘉胤义军，他们曾经一度占领府谷称王设官，建立了临时性革命政权。但是，农民起义军没有统一指挥，各自为战，而成份复杂，缺乏推翻明朝政权的明确目标，就全国范围来看还处于战略防御态势。

崇祯元年（1628年）七月，王嘉胤、杨六、不沾泥等在陕西府谷等地首举义旗，从崇祯元年至崇祯三年间，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等先后起义，陕境共有义军100余部。千部官军边兵，因缺饷哗变，亦加入义军，并成为骨干。此时义军作战，自发性、盲目性强。明廷令三边总督杨鹤采用“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战略。但明廷无力养活大批饥民，已就抚者，纷纷再起。杨鹤为此入狱，洪承畴继督陕西，改用“以剿坚抚，先剿后抚”方针，集中兵力进攻陕西义军。

各部义军先后东进，李自成、张献忠约在1630年前后也加入了起义军的队伍。崇祯三年（1630年），张献忠在陕西米脂十八寨起义，自称“八大王”。李自成也杀死贪官造了反，在高迎祥领导的起义军中当“闯将”。

时挫时勇

陕北起义震惊了明朝统治者，崇祯帝准备利用剿抚兼施的策略尽快平息农民起义三边总督杨鹤执行以抚为主，以剿为辅的政策，企图瓦解农民革命。在明军剿抚兼施攻下，陕西战场义军除壮烈牺牲外，不少首领接受了朝廷招安，呈现出时降时叛的复局面。

崇祯四年（1631年）至崇祯六年（1633年），为避开明军主力，王嘉胤率军入晋，起义中心转移到山西。作战亦由极度分散，各自为战发展为相对集中，互相呼应。王嘉胤牺牲后，王用联合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罗汝才等部20余万人，号称36营，一度破大宁、隰州、泽州、寿阳等城。在山西继续战斗，农民起义军由分状态进入协同作战阶段。

崇祯六年（1633年）冬，王自用作战牺牲，起义军在高迎祥领导下与明军展开了激烈博斗，损失较大。高迎祥、张献忠、罗汝才、李自成等24营10余万人突破官军包围，转移到明军力量薄弱的豫西楚北，以郧阳为中心，分部来往穿插于豫楚川陕之间，利用官军分兵守境，互不协同的弱点，进行游击性质的流动作战。与明军周旋，明军不得不分把守要隘，穷于追剿，陷入战线过长，兵力分散的困境。义军势力壮大，宣告了明朝招抚政策破产，明廷为改变“事权不一、相互观望”之被动局面，改用“集中兵力，全面围剿”方针。

崇祯七年（1634年），以陈奇瑜为五省总督，统一指挥陕晋豫川及湖广官军，由四面分进合击，企图一举尽歼各部义军。义军相继转进汉中，围剿落空。明思宗撤陈奇瑜，以洪承畴继任五省总督。当其调动官军入陕，重新组织围攻时，除李自成仍坚持流动于陕甘外，其他各部再次转进河南。洪承畴为改变被动局面以重兵包围起义中心地区，洪承畴率主力出关追击。实施重点进攻，高迎祥义军接连败于**、朱仙镇（今开封市西南）等地，连连受挫，被迫转入西部山区。

鏖战中原

崇祯八年（1635年），明朝派洪承畴出陕西，朱大典出山东，两面夹攻起义军。起义军深深感到，只有联合作战才有力量，各路起义军会师于河南荥阳，共13家，72营，在一起共商对敌之策。义军分三路分进：一部西返陕西，一部北进山西，一部东入凤阳（参见凤阳之战），焚毁皇陵。

高迎祥、张献忠等乘官军被牵制于陕之机，三度进入河南。明廷认识到在义军流动作战情况下，全面围剿，势难成功，又改用分区负责，重点进攻的方针。以卢象升为五省总督，专治中原；洪承畴专治西北，各自负责，相互协同。当年冬及九年春，高迎祥、张献忠在河南连续失败，兵力损失过半，残部再返陕西。此时，李自成在兴平等地亦多次失利。明廷为加强陕西攻势，令孙传庭全力进攻汉中的高、张各部，令洪承畴专力进攻陕北的李自成等部。七月，高迎祥在盩厔（今陕西省周至县）遭到陕西巡抚孙传庭埋伏被俘牺牲，余部走归李自成。此时，清军入边，破昌平等16城，朱由检急调卢象升率军驰援，中原压力减轻。张献忠乘机复起，联合罗汝才等部20余万人，沿江东进，分散活动于蕲州、霍山一带。

高迎祥牺牲后，起义军逐渐形成为两支劲旅，一支由张献忠领导，活动在湖北、徽、河南一带；另一支由李自成领导，活动在甘肃、宁夏、陕西一带。

崇祯十年（1637年），明思宗朱由检再命熊文灿为五省总理，并增派禁军1200人，组织新的围剿。李自成进军四川，一度破城十余座，但在崇祯十一年（1638年）返陕时在洪承畴优势兵力围攻下，起义军蒙受了很大损失。李自成兵败梓潼，守岷州（今甘肃岷县）、临洮。同年，在洮河一带遭洪承畴及孙传庭军袭击，败走岷州。与此同时，张献忠在南阳、麻城亦为左良玉军击败，负伤退谷城。熊文灿遂改围剿为招抚。刘国能、张天琳、张献忠、罗汝才，先后降明或就抚。为保存起义军力量，李自成率残部活动于川陕边境山区，农民起义陷入低潮。崇祯十一年（1638年）九月，清军两路入边，京师戒严，洪承畴、孙传庭率军入卫，西北官军减少。

张献忠经过一年休整，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联合罗汝才、张天琳等先后再起，破房县、保康，在罗猴山（今湖北竹山县东南）歼灭明军主力左良玉部。朱由检杀熊文灿，派兵部尚书杨嗣昌督军进剿。

崇祯十三年（1640年）初，罗汝才曾在香油坪击败官军，但不久与张献忠先后败于玛瑙山及夔州，被迫转进四川。杨嗣昌率主力追击入川。李自成乘机于十一月进入河南，迅速发展为数万人。农民军首义至此时，优势官军始终处于战略进攻地位，农民军则处于反围剿、求生存的地位。各部时分时合，忽东忽西，寻找空隙及薄弱点进行袭击，以调动疲惫敌人，在有利时机，形成战役战斗上的局部优势，出其不意打击削弱敌人，在战斗中保存并发展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