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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改革（第1页）

张居正改革

历史背景

土地情况

明朝中叶，兼并土地的情况相当严重。突出的表现是皇族、王公、勋戚、宦官利用政治特权，以投献、请乞、夺买等手段，大量占夺土地。全国纳税的土地，约有一半为大地主所隐占，拒不缴税，严重地影响了国家收入。贵族、大地主疯狂地掠夺土地，封建剥削进一步加剧，租种官田的农民生活极苦。有“一亩官田七斗收，先将六斗送皇州，止留一斗完婚嫁，愁得人来好白头”和“为田追租未足怪，尽将官田作民卖，富家得田民纳租，年年旧租结新债”的歌谣，农民产去税存和田居富室、粮坐下户的情况，多所发生。

财政危机

明中期后，政府的财政危机逐渐加重。洪武年间，夏秋二税米2473万石，麦471万石。到正德初年，土地集中，赋役不均，人口流移，地方买嘱书吏，隐匿赋税，政府每年公征米2216万石，麦462万余石。嘉靖后，税收更降到米1822万余石，麦462万余石。但政府的支出却与日俱增。特别是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俺答汗进逼北京，政府因添兵设饷，而导致军费大增。据户部统计，嘉靖三十年（1551年），各边饷银达525万两，修边、赈济等所需又800余万两，两项合计约1300万余两。而正税、加派、余盐贩卖，加上其他搜刮，总共才900余万两。据户部统计，隆庆元年（1567年）底，太仓仅存银130万两，而应支官军俸银135万、边饷银236万、补发年例银182万，三项通计总支出银需553万两。以当时的现银当之，只够3个月的开支。京仓存粮，也只是够支在京的官军月粮的两年余。这就使明王朝的财政拮据到了可怕的地步。

政治改革

此时，在北方，蒙古、女真时常入寇边塞，在南方，叛乱时作。黄河屡次决口，动辄漂县数十。

张居正指出，当时存在五大积弊：“曰宗室骄恣、曰庶官瘝旷、曰吏治因循、曰边备未修、曰财用大匮”。于是，在万历元年（1573年），张居正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改革。

整顿吏治

整顿吏治既是改革本身的一个重要内容，又是关系到整个变法革新能否启动并取得成功的前提。

张居正认为“致理之遣，莫急于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核吏治”，明确把“核吏治”当作“安民”、“治理”的前提。他一开始就围绕“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等方面，大刀阔斧进行整顿，以刷新振举“纪纲不肃，法度不行上，下务为姑息，百事悉从委徇，以模棱两可谓之调停，以委曲迁就谓之善处”的颓风。惟有加强集权，重诏令，振纪纲，方能“张法纪以肃群工，揽权纲而贞百度”，革新法令才能畅行无阻。

张居正强调治理天下须“悬法于众”，以法理政，坚持“刑赏予夺，秉持公道”，以振扬风纪，使天下信服。厉行整顿“严其约束”的结果，使得“九围之人，兢兢辑志；慢肆之吏，凛凛奉法”。提高行政效率、朝令夕行，也是整顿吏治的重要内容。

考核制度

为了建立有效的考核考绩制度，张居正于万历元年（1573年）创设并颁行考成法，考成法的精神是“立限考事”、“以事责人”。考成法，即由各部衙制定一式三份收发文簿，分别留部作底本、送六科备注、交内阁查考。据其道途远近、事情缓急，“定程限，立文簿，月终注销。抚按稽迟者，部院举之；部院容隐欺蔽者，六科举之；六科不觉察，则阁臣举之。月有考，岁有稽”。“误者抵罪”使每件公事落到实处。

明初定制，六部和六科均绕过内阁直接向皇帝负责。张居正行考成法，加强了内阁事权，由内阁通过六科、都察院控制六部，而各省抚按则听命于六部。最终，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机构都由内阁控制，从而加强中央集权，使内阁成为变法的中枢。从内阁——六科——六部——察地方藩、臬等司及私按两官；再以两司察州、县官。层层督察，从而形成一个从内阁到地方官逐级督察的、严密的考核考绩制度。为排除宦官干政，他还专门告诫冯保“裁抑其党，毋与六部事”，从组织机构上保证新法畅通。这种由三个机构互相监督、定期审核各级官僚政绩、施行赏罚的做法，有力地提高了办事功效。

张居正整顿吏治，务求“法之必行”、“言之必效”，取得了明显成效，如傅维麟《明书》所赞扬的，虽“万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如疾雷迅风，无所不披靡”。所有官员，百事惟谨，使政风大变，由于行政效率提高，地方官皆按期定税，缓解了最吃紧的财政困难。张居正称：“近年以来，正赋不亏，府库充实，皆以考成法行，征解如期之故”。[1]

军事改革

整饬边疆“外示羁縻、内修守备”是张居正推行边防新政的指导方针。

“内修守备”的重点是加强北边防务，提高军事抗衡能力。为此便相继起用在东南抗倭立大功的谭纶、戚继光、王祟古、方逢时、李成梁等著名边将，主持蓟镇、宣府、大同、山西和辽东边务。并在积极操练兵马、提高军队战斗力的同时，大力加固增设城防，修筑明长城。明长城不但在重点设防地段用砖石砌筑，内填泥土石块，十分坚固，而且形制结构也更趋完备合理。戚继光于蓟镇边垣创建1300余座空心敌台，“下发火炮，外击敌贼，贼矢不能及，敌骑不敢近”。为提高长城防御体系的整体实力，又于战略要地加修双城，乃至多道城墙，增修辽东边墙，加强对侧翼、纵深和外围间隙地带的防御。

隆庆年间，张居正虽然不是首辅，但他实际上主持了北方边务。除了奏请任命有功之臣担任北边守将之外，针对明朝自永乐以后，军政方面主管官员都由科举出身的文人担任，而且边防军政受到由都察院派出的巡抚、巡关御史以及监军宦官的监督和制约。这种做法虽然对于控制军队、防止割据具有一定的作用，但也降低和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尤其是监察官员制肘太多，使带兵的武将无所作用。

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必须赋予军事将领“专断”的权力。于是张居正奏请明穆宗赋予边将更多主动权，大大提高了战守能力。张居正在加强战守力量的同时，又积极寻求改善蒙汉关系。张居正的“外示羁糜”，是在“内修守备”的前提下，力争改善汉蒙关系，并积极加强友好往来。

隆庆四年（1570年）冬，俺答汗爱孙巴噶奈济因家庭纠纷，愤而出走降明。宣大总督王崇古和大同巡抚方逢时力主安抚优待，以此为契机，改善明朝与蒙古各部的关系。张居正立即指示厚礼接待，并抓住时机，利用鞑靼部的矛盾，力促俺答改弦更张，实现议和。俺答在“约诸部入寇”未能得利、军事上无法取胜、而经济上又迫切需要换取农耕区产品，以补自身单一经济不足的情况下，被迫“使来请命”，乞封议和。

隆庆五年，明廷诏封俺答为顺义王，分别授予俺答属下65人都督、指挥等官职。双方还议定开放多处互市市场，最终达成“隆庆和议”。

张居正的边防新政取得巨大成功，从此“戎马无南牧之儆，边氓无杀戮之残”，每年“所省征调费不啻百万”，长城沿线出现了“六十年来，塞上物阜民安，商贾辐辏，无异于中原”的兴旺景象。

万历初年，张居正为首辅，更加强了“内修守备”的工作。一方面，他以“积钱谷、修险隘、练兵马、整器械、开屯田、理盐法、收塞马、散叛党”八事督课边臣，务必使边防军事落之实处，行之有效；另一方面，知人善任，大胆任用堪当一面的将领全权处理边防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