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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海禁（第1页）

明朝海禁

背景介绍

传统中国的海外贸易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由王朝政府经营的朝贡贸易，一种是由民间私人经营的私人海外贸易。朝贡贸易是指海外国家派遣使团到中国朝见王朝皇帝，“进贡”方物，中国王朝则予以官方接待，并根据“怀柔荒远”、“薄来厚往”的原则，回赠进贡国以“赏赐”。“赏赐”物品的总价值大于“进贡”物品总价值的数倍甚至数十倍，“进贡”与“赏赐”之间有着物品交换关系，体现着国家间的经济关系，更体现着国家间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服务于政治关系。中国王朝国家多能积极经营朝贡贸易，确立有明确的政策，制定有完善的制度，设立有具体的经管部门。由政府一手经管操办，是朝贡贸易最为显著的特点，带有明显的政治属性，不是正常的外贸形态。民间私人海外贸易属于民间私营工商业经营，由于中国古代王朝国家很早就确立了抑商的基本国策，所以民间私人海外贸易长时期地受到王朝政府的抑制阻碍、严格管理甚至禁止禁绝，得到王朝政府鼓励扶持的时期十分有限。中国王朝国家时期，民间私人海外贸易缺乏发展的独立性和良好条件，其盛衰兴亡以王朝国家的私人海外贸易政策和管理为前提，是其最为显著的一个特点。

从元朝开始，日本的民间走私行为发展成地方割据势力支持的海盗，中国的史书也开始出现倭寇的记载。也许是仰仗着战胜忽必烈军队的战绩，日本商人甚至驾驶武装船只来到中国，要求元朝政府开放贸易。元朝政府吸取了战败的教训，不愿再与日本人开战，便采取了海禁措施。[6]传统中国朝贡贸易和私人海外贸易的上述特点，在明王朝统治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

原因

经济负担

明初，沿袭唐、宋、元朝制度，继续实行政府控制经管的朝贡贸易政策。朝贡贸易导致不断赔本，以致“库藏为虚”，给明王朝带来了越来越沉重的财政负担。朱元璋认为明朝的根本在于农业，而农业的产值足以养活大明王朝。

倭寇、走私盛行

江浙一带的百姓，甚至当时居住在泉州一带的外国商团曾经协助过张士诚、方国珍等人与之争夺天下，使他对海上贸易产生了恐惧。对于民间私人海外贸易和倭寇的猖獗，明太祖确立了严厉禁止的政策。

明朝建立不久之后却发生了所谓胡惟庸“通倭叛国”的大案。这件大案的节点是胡惟庸暗中勾结倭寇妄图推翻明政权自立为王。虽然后世史家对此结论多有质疑，但当时倭寇作为一种威胁明朝的外部势力却是不容小觑的。

这一时期，日本进入南北朝时期，许多日本浪人徘徊于中国沿海，从事海盗活动，频频袭扰明朝沿海地区。从元代以来，倭寇为患早已见诸记载，如明代谢肇淛的《五杂俎》卷四：“元之盛时，外夷外贡者，至千余国，可谓穷极天地，罔不宾服，惟有日本，倔强不臣。阿拉罕以师十万从征，得还者仅三人。”至明初，日本国仍是“不服王化，冥顽如初”，明朝派使臣赵秩往谕其君，但令人没想到的是日本天皇竟然对赵秩戏言相向，并且杀害了他。

曾经进兵收复海南的大将廖永忠因此向朱元璋上言建议彻底消灭倭寇，加强海防。于是，朱元璋对日本国下了通牒：“日本国虽朝实诈，暗通奸臣胡惟庸，谋为不轨，故绝之。命信国公汤和经略沿海，设备防倭。”同时，为了防备沿海奸民与倭寇勾结，朱元璋下令“片板不得下海”，禁止老百姓私自出海。

过程

明初海禁

明太祖下令“寸板不许下海”，是明朝建立伊始就制定的遏制中国人对外交往的海禁政策。

洪武三年（1370），明政府“罢太仓黄渡市舶司”。洪武七年（1374），明政府下令撤销自唐朝以来就存在的，负责海外贸易的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广东广州三市舶司，中国对外贸易遂告断绝。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以倭寇仍不稍敛足迹，又下令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自此，连与明朝素好的东南亚各国也不能来华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了。洪武二十三年（1390），朱元璋再次发布“禁外藩交通令”。洪武二十七年（1394），为彻底取缔海外贸易，又一律禁止民间使用及买卖舶来的番香、番货等。洪武三十年（1397），再次发布命令，禁止中国人下海通番。

到了明成祖永乐年间，由于永乐皇帝靠武力夺了他侄子建文帝的位，而建文帝又下落不明。于是，永乐皇帝组织了一支强大的航海队伍，由三宝太监郑和率领，浩浩荡荡七下西洋，向印度洋沿岸各国宣示大明帝国的威严，使之不敢藏匿建文帝。

郑和下西洋，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中国航海史上的创举，然而郑和的七下西洋却并未给当时明朝带来多大的经济利益，反而让这种厚往薄来的贡赐体系增加了明朝的经济负担。

民间反抗

为了防止沿海人民入海通商，明朝法律规定了严酷的处罚办法:“若奸豪势要及军民人等，擅造三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己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其打造前项海船，卖与夷人图利者，比照将应禁军器下海者，因而走泄军情律，为首者处斩，为从者发边充军”。明政府对参与买卖外国商品的居民也不放过，“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货皆不许贩鬻，其现有者限以三月销尽。”

在这一错误政策的指引下，明政府于洪武十九年（1386）废昌国县，二十年将舟山岛城区和镇外鼓吹两里以外的居民和其他46山（岛）的居民徙迁内陆。本来，明太祖期望海禁政策对海防的巩固能起到决定性作用。然而，由于海禁政策所实施的直接对象是臣民而不是海上反明势力，他不仅不能成为海防的有效手段，甚至在沿海地区激化了一些矛盾。沿海地区人民依海而生，靠海而活，或从事渔业生产，或从事海上贸易。明太祖“严交通外藩之禁”，堵绝了沿海地区人民的正常谋生之路。如“信国公汤和巡视浙江、福建沿海城池，禁民入海捕鱼”。他们除起来进行斗争之外，已经没有其他选择。诚如顾炎武所指出:“海滨民众，生理无路，兼以饥馑荐臻，穷民往往入海从盗，啸集亡命”。“海禁一严，无所得食，则转掠海滨”。此外，滨海地区的居民还采取了另外一种斗争的手段，逃亡、潜往海外。“国初。。。。。。两广、漳州等郡不逞之徒，逃海为生者万计”。所以，海禁一开始就得不到切实的贯彻，反复发布的海禁令，也说明了这一点。还有一些人干脆参加了民间的对外贸易活动。“缘（沿）海之人，往往私下诸番贸易香货，因诱蛮夷为盗”。“东南诸岛夷多我逃人佐寇”。

嘉靖二年五月，日本藩侯的两个朝贡使团在宁波为入贡资格问题爆发了“争贡之役”，使很多无辜的中国军民被杀或被掳，“浙中大震倭自是有轻中国心矣”。

此后，明朝统治者认为“倭患起于市舶，遂罢之”，并对日本“闭绝贡路”，实行更加严厉的海禁政策。是以，朝廷接受建议，封锁了沿海各港口，销毁出海船只，断绝了海上交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