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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之治（第1页）

洪武之治

历史背景

元朝末期，官员贪污，蒙古贵族糜烂，朝政腐败。为消除赤字，元廷加重赋税，并且大量滥印新钞“至正宝钞”，随之产生的通货膨胀加上荒灾、黄河泛滥等天灾使得民不聊生。而元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时期之一，当时属异族入侵，灭掉包括南宋在内的各国，版图甚至扩张到北冰洋和地中海沿岸，但它进行残酷的民族压迫，推行种族歧视政策，强力打压汉人和南人（南宋人）。1351年，元顺帝派贾鲁治理黄河，征调各地百姓二十万人。同年五月，白莲教韩山童与刘福通煽动饱受天灾与督工苛待的百姓叛元起事。他自称明王，建立红巾军，据有河南与安徽等地。红巾军与各地义军陆续起事，势力扩张到华中、华南地区。隔年，红巾军的郭子兴聚众起义，攻占濠州（今安徽凤阳）。不久，贫苦农民出身的安徽凤阳人朱元璋投奔郭子兴，屡立战功，得到郭子兴的器重和信任，并娶郭子兴养女为妻。之后，朱元璋离开濠州，发展自己的势力。

1356年，朱元璋率兵占领集庆（今江苏省南京市），改名为应天府，并攻下周围一些军事要地，获得一块立足的基地。朱元璋采纳谋士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经过几年努力，其军事和经济实力迅速壮大。1360年，陈朱双方在集庆西北的龙湾展开恶战，陈友谅势力遭到巨大打击，逃至江州（今江西省九江市）。1363年，通过鄱阳湖水战，陈友谅势力基本被消灭。1367年，朱元璋自称吴王，率军攻下平江（今江苏省苏州市），灭张士诚，同年又消灭割据浙江沿海的方国珍。

1368年正月，朱元璋于金陵应天府即皇帝位，定国号大明。之后趁元朝内讧之际乘机北伐和西征，同年攻占元大都（今北京），元朝撤出中原。之后于1371年，消灭位于四川的明玉珍势力，于1381年，消灭据守云南的元朝梁王。最后，于1388年，深入漠北进攻北元。天下至此初定。

由于幼年对于元末吏治痛苦记忆，朱元璋即位后一方面减轻农民负担，恢复社会的经济生产，改革元朝留下的糟糕吏治，惩治贪污的官吏，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史称洪武之治。

政治

中央集权

中央

（一）改革官制

明朝初年，中央和地方的政治建制承袭元朝。洪武十三年（1380年），复以“谋不轨”罪名杀左丞相胡惟庸，罢中书省，分相权于六部。六部尚书执行皇帝的命令，直接对皇帝负责。其后，进一步宣布不许再议置丞相。秦汉以来行之一千余年的宰相制度，从此废除。朱元璋废丞相后，挑选几名文人担任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等殿阁大学士，协助他批阅奏章，充当顾问。明成祖（朱棣）时，阁臣可参与机务，但不置僚属，不得专制百官。仁宗（朱高炽）开始，用六部尚书、侍郎兼殿阁大学士阁臣权力渐重。

洪武初年的监察机关称御史台。洪武十五年（1382年）十月十日，朱元璋“更置都察院”，改革原来中央的监察机构御史台，设左右都御史。“都御史职专纠劾百司，辨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其下设有十三道监察御史。以一布政司为一道，共设御史110人。监察御史负责监视、纠察文武百官。出使到地方的巡按御史代替皇帝巡视，大事上奏皇帝裁断，小事可由他们处理。官秩七品，但权力很大，外出巡查，号“代天子巡狩”。都察院、刑部和大理寺合称“三法司”，凡有重案，由三法司会审，皇帝亲自裁决。朱元璋就这样把司法大权也紧握在自己手中。洪武十八年（1385年），他颁布了《大诰》，以后又陆续颁布《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列举所杀的官民罪状，以警臣民。

此外还按六部的建制，设立六科给事中，负责稽查各部，驳正章疏违误。

（二）清理权贵

明初的朝中并不平静，政治风云变幻，淮西集团和浙东集团的矛盾斗争激烈，而朱元璋对淮西实有偏倚的倾向。但时间不长，淮西集团的一些功臣恃功骄恣，倚势冒法，和朱元璋的王朝产生了矛盾。洪武五年（1372年）八月，朱元璋因功臣勋旧有侵掠民田及走私等不法行为，特意命令工部铸铁榜告诫他们说：“不以功大而有骄心，不以爵隆而有怠心，故能享有荣盛，延及后世。大抵敬谨为受福之本，骄怠为招祸之源，惟知道者可以语此。”（《明太祖实录》卷七五）由于功臣不守王朝法令，不仅和政府争夺劳动人口，影响朝廷的赋税收入，危害王朝的利益，也成为王朝统治的不安定因素。

为了防止有权有势的功臣对皇权造成威胁，朱元璋加以打击。从立国伊始，朱元璋就警告文武勋臣要吸取西汉韩信、彭越的教训。1372年，他颁布《铁榜文》九条，严禁公侯与都司卫所军官私相结纳，不许擅役军士、倚势欺压良善、侵夺公私田地。后来又多次颁布诏令，规定了功臣权限。洪武十三年（1380年），借口左丞相胡惟庸“谋不轨”，大兴党狱。1390年，他颁布《昭示奸党录》，以伙同胡惟庸共谋不轨罪，杀韩国公李善长、列侯陆仲亨等，株连三万余人。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又以谋反罪杀凉国公蓝玉、列侯张翼等，牵连万余人。

地方

中书省是“百司纲领，总率郡属”，行中书省则总管一省军、政、司法。不久，朱元璋发现丞相和行中书省的权力过大，决心加以改革。洪武九年（1376年），他废行中书省，在全国陆续设置了十三个承宣布政使司，置左右布政使各一人，主管一省民政和财政；另设提刑按察使司管刑法，都指挥使司管军队。三者合称“三司”，互不统属，分别归中央有关部门管辖，布政使司之下又设府（直隶州）、县（州）二级地方政权，长官称知府（知州）、知县（知州）。洪武十年（1377年），又设通政使司作为皇帝的“喉舌之司”，长官称通政使，主管章奏出纳和封驳。第二年，又下令凡奏事不得先“关白”中书省。

情报机构

洪武十五年（1382年）四月，朱元璋把亲军都尉府属下设的仪鸾卫改为锦衣卫，由皇帝直接控制，下设镇抚司，有监狱和法庭。除担负禁卫外，又从事侦察、缉捕、审问、判刑等活动。那里的刑狱。又称作“诏狱”朱元璋把重大案件交给锦衣卫处理，由自己来自掌理，锦衣卫也只对皇帝负责。朱元璋还让锦衣卫在朝廷上执行廷杖，有很多大臣惨死杖下，工部尚书薛祥就是这样被活活打死的。

朱元璋利用特务机构，派出大量名为“检校”的特务人员，遍布朝野，暗中监视。有一次，学士宋濂上朝，朱元璋问宋濂昨日在家喝酒没有，请了哪些客人，宋濂一一照实回答。朱元璋听后满意地说：“果未骗朕。”著名儒士钱宰被征参编《孟子节文》，一日散朝回家，随口吟诗道：“四鼓冬冬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日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结果第二天上朝，朱元璋便问钱宰：“昨日的诗不错，不过朕没有‘嫌’迟，改作‘忧’字，如何?”钱宰一听，吓得忙磕头请罪。[9]

朱元璋通过这些监察机关、言官和特务，皇帝进一步加强了对官吏和百姓的控制。

颁布法律

洪武六年（1373年），刑部尚书刘惟谦奉旨编定《大明律》，朱元璋亲加裁酌，后又经三次修订，于洪武三十年（1397年）正式颁行。全书计30卷460条。《大明律》维护君主集权，如《吏律》规定，大臣私自选授官吏者斩，交结朋党者斩，凡违弃制书、误犯御名庙讳、遇事应奏不奏等等，或笞、或杖、或罢职，甚至斩首。《刑律》对于谋叛、谋大逆等量罪，重于唐律，不但共谋者不论首从一律凌迟处死，其祖父、父、子、兄弟和同居之人，不分异姓，伯、叔、侄不限同籍，也一律处斩。《名例律》基本保持了唐律中的“八议”而略作更动，凡皇家的亲、故以及列为功、贤、能、勤、贵、宾八类权要势家，如果犯罪，官吏只能奏闻，不得擅自勾问。但是，《大明律》也规定严禁功臣勋戚恃势接受投献，用虚钱实契典买和侵占他人田宅，不许奸豪诱取良人及略卖良人为奴婢；凡诬告者加等治罪。这些规定对保护小生产者的财产和人身，稳定社会秩序，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洪武十八年（1385年），朱元璋颁布亲自编撰的《大诰》，接着又颁行《大诰续篇》《三篇》。《大诰》三篇汇集大量惩治官民贪赃受贿、转嫁赋役、侵吞税粮、抗租误役、流亡隐匿等案例和凌迟、枭首等重刑。

镇压贪官

朱元璋十分重视吏治的整顿，严禁各级官吏玩忽职守，蠹政害民。高级官员要接受御史的监督，中下级官吏定期考核，称职者升，平常的复任，不称职者降，品德卑劣的罢职为民。对贪官的惩治尤其严厉，凡贪赃钞六十两以上者，剥皮并枭首示众。

朱元璋是峻刑模式的最积极实践者，明纲常的同时，重法度，严吏治。他声称：“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后人简称“乱世用重典”。

明初社会问题严重，朱元璋“宽”、“猛”并用，采取软硬两手。“宽”，是对黎民百姓而言，休养生息。在政治法律领域和官场上，则采取“猛”的一手——“重典治吏”。

朱元璋自幼出身贫寒，对政治贪污尤其憎恶，其对贪污腐败官员处以极其严厉的处罚。在朱元璋主政期间，大批不法贪官被处死，包括开国将领朱亮祖，女婿驸马都尉欧阳伦，其中甚至因为郭桓案、空印案杀死数万名官员。由于朱元璋的吏治严厉，在明初相当长一段时间，官员腐败的情况得到有效遏制。朱元璋开展雷厉风行的肃贪运动，历时之久、措施之严、手段之狠、刑罚之酷、杀人之多，为几千年封建历史所罕见。尽管朱元璋反贪决心大、力度猛、出奇招，使腐败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也一度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远未达到彻底清除腐败的根本目的[13]。但效果明显，明朝官场“干净了一百年”。《明史·循吏传》记载，峻刑“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以当上指，吏治焕然丕变矣。下逮仁、宣，抚循休息，民人安乐，吏治澄清者百余年。”

终洪武之世，朱元璋都“以重典为整顿之术”，实施“猛烈之治”。

不过，朱元璋也不是只有严惩的一手，不是“不教而诛”；他是教育与惩办相结合的。朱元璋对官员还是很爱护的，在官员上任之前就用多种方式告诫他们要廉洁奉公。比如，他委任府、州、县长官，常常要亲自召见他们，请他们吃饭，并赏赐他们每人10两银子、6匹布，告诉他们：这些银子、布匹是给他们“养廉”的，上任以后，要善待百姓，不可刻薄他们。

分封籓王

朱元璋令诸藩镇守天下，又各领兵权，这固然是亲亲之情，信任无以复加，却也未必就没有帝王心术。强藩林立，能做皇帝的却始终只有一个，诸藩势力犬牙交错，必然相互牵制，相互监视，除非朝廷中枢衰弱之极。当中枢真个衰弱至极时，就算没有藩王，也会被权臣取而代之。自三皇五帝，以一介布衣而成天子者，唯刘邦与朱元璋，其它帝王，大都是前朝重臣或一方豪强而黄袍加身。所以由自己子孙取代无能之君，也胜过将江山付与外人之手，如此可保朱家数百年江山。

勤政廉政

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最勤政的皇帝之一，他从来不惮给自己增加工作量。从登基到去世，他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在遗诏中他说：“三十有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据史书的记载，从洪武十八年（1385年）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八天之内，朱元璋审批阅内外诸司奏札共一千六百六十件，处理国事计三千三百九十一件，平均每天要批阅奏札二百多件，处理国事四百多件。

朱元璋的节俭，在历代皇帝中也堪称登峰造极。当了皇帝后，他每天早饭，“只用蔬菜，外加一道豆腐”。他所用的床，并无金龙在上，“与中人之家卧榻无异”。他命工人给他造车子造轿子时，按规定应该用金子的地方，都用铜代替。朱元璋还在宫中命人开了一片荒来种菜吃。洪武三年（1370年）正月的一天，朱元璋拿出一块被单给大臣们传示。大家一看，都是用小片丝绸拼接缝成的百纳单。朱元璋说：“此制衣服所遗，用缉为被，犹胜遗弃也。”

朱元璋还十分爱惜民力，提倡节俭。他即位后，在应天修建宫室，只求坚固耐用，不求奇巧华丽，还让人在墙上画了许多历史故事，以提醒自己。按惯例，朱元璋使用的车舆、器具等物，应该用黄金装饰，朱元璋下令全部以铜代替。主管的官员报告说用不了很多黄金，朱元璋却说，他不是吝惜这点黄金，而是提倡节俭，自己应作为典范。在朱元璋积极措施的推动下，农民生产热忱高涨。明初农业发展迅速，元末农村的残破景象得以改观。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促进明代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朱元璋的休养生息政策巩固了新王朝的统治，稳定了农民生活，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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