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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诗 下（第1页）

郑板桥

提起郑板桥几乎人人皆知，他以绘画和书法闻名于世，其实他还是一名诗人。他名燮，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他从不标榜什么派别，写诗从不装模作样，有话就说，直抒胸臆，憎爱分明，人们很爱读。我们先读他一首题画诗：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

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这是他在山东潍县做知县时题在一幅画上的诗。他出身贫苦，做官不忘民间疾苦，也是难能可贵的。他的另一首《题竹石画》诗也被人们喜爱：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这是用劲竹顽强的生命力比喻人的顽强精神，既是勉励世人，也是勉励自己。他曾自称“不仙不佛不圣贤，笔墨之外有主张”。他的画怪，字怪，诗也别具一格，怪得可爱。

张问陶

张问陶（1764—1814），字仲冶，号船山，清四川遂宁人，清初名相张鹏翮玄孙。乾隆五十三年（1788）举人，五十五年（1790）三甲第55名进士。五十八年（1793），任翰林院检讨；嘉庆五年（1800），任顺天乡试同考官；十年（1805），任江南道监察御史，巡视南城；十四年（1809），擢吏部郎中；十五年（1810），出任山东莱州知府；十七年（1812），称病辞官；嘉庆十九年（1814）三月初四，病逝于苏州，归葬蜀中故里今蓬溪县金桥乡两河口。张船山一生致力于诗书画创作，著有《船山诗草》及《补遗》，共26卷。张船山是清代乾嘉诗坛大家，不单是清代蜀中诗冠，也是清代第一流的诗人和著名诗学理论家，为性灵派后期的主将和代表人物。胡传淮所著《张问陶年谱》（2000年巴蜀书社出版）、《张问陶研究文集》（2009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对了解张问陶的生平事迹可资借鉴。

著名古代文学研究专家、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刘扬忠在《张船山全国学术研讨会综述》中说：“张船山不单是西蜀诗人之冠，而且是清代中期全国诗人之冠，对他进行研究，继承他的文学遗产，乃是全国学者的分内之事。”龙洲剑客在《烟波谁识旧船山》中说：“张船山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应当是不输于思想史上的王船山。”“象张问陶这样一往情深地在诗歌中倾吐自己最真诚的生命感悟的人，古往今来恐怕也不多吧！在他之前有杜工部，在他之后只有郁达夫。”“‘江右三大家’中，从袁枚到赵翼、蒋士铨，无论在才气还是诗歌的造诣上都未必一定胜过张问陶。”“就诗论诗，张问陶是绝对不输于‘三家’的”；“张问陶在诗界中就象金庸武侠小说里独立于正统门派之外时隐时现的绝顶高手，别人只能偶尔识得其踪迹，却少有人有耐心与诚心去探寻他的踪影。　清代四川遂宁人张问陶，是乾嘉时期性灵派的大诗人。他一生忧国忧民，风节高尚，又天赋很高，才华横溢。从15岁至51岁谢世，写诗5000首左右，今尚存3000余首之多。同时代诗人们人誉之为“长安第一”，“青莲再世”。性灵派首领袁枚誉之为“倚天拔地之才”。张氏在书法、绘画方面也造诣颇深，深得大家称许。”著名学者张永义在《感伤时代的人生幻灭——读<船山诗草>》中说：“恰恰是黄仲则与张问陶（字仲冶，号船山）代表了清朝中叶的最高诗歌水准。正如同一时代的德语文学有歌德与海涅，如果18世纪封闭的国内文坛，失去了‘二仲’的痛饮高歌，那么，我们的阅读一定会显得枯燥无味。”“我觉得生活在十八、十九世纪之交的张问陶，处境更艰难，他的内心所体会到的深层幻灭感比起我们这些200年后敲击键盘的文人要更具体更疼痛，因为那是整个封建王朝的夕阳残照，他把墨汁和胆汁混合，轻轻一抹，给那个感伤的时代画上了苍凉的休止符。”此乃不刊之论。

张船山与唐代李白（号青莲）、宋代苏轼（号东坡），号称古代巴蜀诗歌史上最伟大的三位诗人。四川人民为了纪念他们，分别用他们的名号给其家乡命名。李白故里命名为四川省江油市青莲镇；苏轼故里命名为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张问陶故里命名为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船山区是中国唯一一个以清代伟大诗人之名号命名的县级行政区，这是整个清代诗人的光荣，更是张船山的光荣！因为，清代诗人多达十万之众，能享用其名号来命名县级行政区的，唯有张船山一人而已。

三大家

袁枚、蒋士铨、赵翼并称“乾隆三大家”，其中袁枚知名度最高。袁枚（公元1716—1797年），字子才，号简斋，浙江钱塘人。年轻时中过进士，入过翰林，当过县令，33岁便辞官归家，终其一生都以诗文自娱，是个典型的文人。在沈德潜提倡格调说的同时，袁枚提倡“性灵说”。所谓性灵，就是真性情，真感受，或者说是“赤子之心”。他反对模仿，认为模仿的作品虚假，只有真实才有生命。他曾说：“蛟龙生气尽，不如鼠横行。”这些见解无疑是正确的，只是他没有认识到丰富的生活阅历的重要，使他的理论瘸了一条腿。他的七古《独秀峰》写得很有意味：

来龙去脉绝无有，突然一峰插南斗。

桂林山水奇八九，独秀峰尤冠其首。

三百六级登其巅，一城烟水来眼前。

青山尚且直如弦，人生孤立何伤焉?

前六句描摹独秀峰的孤立状态，平淡无奇，突然笔锋一转由山峰说到做人：为人正直有时可能会被孤立，这也同独秀峰一样，有独秀之美，不必为此烦恼。由于有这最后两句全诗就耐人寻味了。再看他的《马嵬》诗之一首：

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

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

人们读过白居易的《长恨歌》之后，都为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生离死别叹惋不止。袁枚认为社会上像杜甫《石壕吏》所写的那种家破人亡的悲剧无时无地不有，那要比李、杨的悲剧凄惨得多。这个翻案文章作得多好！诗人和一般人唱反调，一细想，这个反调唱得有理，启人深思。袁枚的生活内容就是写诗作文，他在一首诗中写道：

爱好由来下笔难，一诗千改始心安。

阿婆还似初笄女，头未梳成不许看。

他作诗态度极为认真，到了老年仍像年轻女孩梳妆打扮一样，自己未修改满意之前从不示人。这是对读者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有人吹嘘自己写诗作文文不加点一稿成，表示自己文思敏捷，读了袁枚这首诗应该感到惭愧。袁枚诗佳作不少，但没有历史上一流诗人那类大作，这是为什么?他说：“但肯寻诗便有诗，灵犀一点是吾师。”所谓“灵犀”，就是他说的“性灵”，或者说是灵感，这他不缺乏；但他缺乏生活——广阔的社会生活，因而写不出大作。他写的《随园诗话》有许多很好的见解，至今广为流传，相比之下他的诗作就逊色了。

和袁枚同时又有翁方纲提出新理论——“肌理说”。他所说的“肌理”，就是道理和文辞，也就是学问。这种主张导致后来形式主义诗风的发展。

比袁枚略晚些出现一位著名诗人黄景仁（公元1749—1783年）。他字仲则，江苏武进人。家贫好学，怀才不遇，35岁便死去了。他的好些诗在其生前就广被传诵。如《癸巳除夕偶成》一诗至今仍常被人们引用：

千家笑语漏迟迟，忧患潜从物外知。

悄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

漏，是古代的计时器。除夕之夜，在千家万户欢声笑语中时间慢慢逝去。诗人孤独寂寞地一人站在市桥之上，仰望星空陷入沉思。他感到可见的现实之外，似乎酝酿着某种危机正在暗暗向社会袭来，而沉浸在节日欢乐中的人们尚未觉察。这首诗作于1773年，当时正是所谓“乾隆盛世”，过了这个“盛世”，清王朝就急剧走下坡路了。作者不是未卜先知，而是居安思危，这正是我们文化传统中可贵的“忧患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