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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文化 上（第1页）

清朝文化

基本介绍

清朝统治中原后，推行的汉化政策比其他征服王朝还要深，然而清室也尽可能保留本族文化，并且维持本身文化与汉文化的平衡。清初以来，所有施政文书都以汉文、满文两种文字发布。自康熙起大力推行以儒学为代表的汉文化，汉传统经典成为包括皇帝在内的满族人必修课。到乾隆中期，满人几乎全部以汉语为母语，满文渐渐成为仅用于官方历史记载用的纯书面文字。到19世纪，官方文件中的满文已基本为汉文所取代。然而儒家的一些思想清朝皇帝没有完全接受。

根据资料显示，在18世纪康乾盛世期间，欧洲前往中国的传教士们将当时中国图景呈现给欧洲人，而后引发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末的100馀年间，甚至直到19世纪初，欧洲吹起中国风。无论是在物质、文化还是政治制度方面，欧洲都对中国极为追捧，以至于在1769年曾有欧洲人写道：“中国比欧洲本身的某些地区还要知名。”对中国风的狂热追逐曾经是当时欧洲社会的普遍时尚。这种时尚渗透到欧洲人生活的各个层面，如日用物品、家居装饰、园林建筑等。1735年，法国神父翻译并发表法文版《赵氏孤儿》后，造成非常轰动的中国戏剧热。然而西方也存在负面的声音，认为中国朝廷过于独裁与专权。乾隆末年英国曾派遣马戛尔尼出使清朝，在外交以失败而归国期间，副使斯当东见闻却是：“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人们衣衫褴褛甚至裸体。。。。我们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抢着吃”。而马戛尔尼本人则认为：“人民生活在最为卑鄙的暴政之下，生活在怕挨竹板的恐惧之中，所以人们胆怯、肮脏并且残酷。”

在17世纪，满族的清朝取代汉族的明朝取得了支配中国地位，清朝统治者在保持满贵族优先前提下，很大程度上采取了汉化政策。但一些研究辽金元清史的学者认为，清和辽金元一样属于征服王朝，汉化深度和速度均逊于北魏等渗透王朝；清室只推行对自己有利的汉化措施，并尽可能保留本族文化，并非全盘汉化，而是双向进行的。

乾隆在宫中常穿汉服以作娱乐，故宫还保存着不少乾隆穿汉服的画像。到乾隆中期，满人几乎全部以汉语为母语，满文渐渐成为仅用于官方历史记载用的纯书面文字。到19世纪，官方文件中的满文已基本为汉文所取代，如1875年清廷在与秘鲁换约时曾明确谕称：“惟换约事宜，中国总以汉文为凭”。支持儒化说者则认为，清朝皇帝只是有选择尊儒，儒家的一些思想清朝皇帝也没有完全接受，而儒家只是汉文化的内容之一，汉文化不仅仅只包括文字和儒家，还有衣冠、风俗礼仪、各种宗教信仰等。

学术思想

清朝学术兴盛，文人学者对明朝以前各朝代的种种学术都加以钻研、演绎而重加阐释，集历代之大成，梁启超称清朝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鉴于晚明政治腐败、内忧外患不断，宋明理学流于空泛虚伪，致使清初学者多留心经世致用的学问。明朝亡于流寇、清朝定鼎中原后，一时学者痛定思痛，排斥空谈心性的宋明理学与阳明学，推究各朝代治乱兴衰的轨迹，提出种种改造政治与振兴社会的方案，使清初学术思想呈现实用主义的风气，发展出实事求是的考据学。清朝的四大学术：目录、训诂、考据、金石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考据学

考据学又称为“朴学”，强调客观实践，有疑问时求证，具有科学精神。考据学专研训诂、音韵和校勘等。而其治学远宗两汉的经师，有异于宋明理学，故又称为“汉学”。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并为明末清初三大儒，与方以智、朱舜水等人并称清初五大师，颜元也是这一时期的大师。顾炎武提倡“经学即理学”，提出以“实学”代替宋明理学，要学者直接研习六经。提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著有《日知录》、《音学五书》等，其学说发展成乾嘉学派。黄宗羲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之誉称，著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是中国学术史之祖。他保护阳明学，排斥宋明理学，力主诚意慎独之说，蔚为浙东学派。王夫之强调实际行动是知识的基础，认为历史发展具有规律性，是“理势相成”。其思想发展成船山学，后人编为《船山遗书》

民主思想

以民为主的思想于清初也开始萌芽，唐甄-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并称为明末清初“四大启蒙思想家”，而黄宗羲和顾炎武、王夫之提倡民权，所著的《明夷待访录》攻击君主专制体制，提倡天下为主，君为客的观点，倍受清末革命党的推崇。部分学者认为黄宗羲的思想是近代民主主义的思想，有西方学者称黄宗羲为“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清初思想家唐甄所著《潜书》描述：“清兴五十年来，四海之内，日益困穷，农空、工空、市空、仕空。”，并指出皇帝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认为“自秦以来，凡帝王者皆贼也。”

六经皆史

清代中期的考据学崇尚研究历史典籍，对中国历史从天文地理到金石铭文无一不反覆考证。当时分成吴、皖两派。吴派以惠栋父子、段玉裁、王引之与王念孙为主，以“博学好古”为宗旨，恪守儒家法则；皖派以戴震为首，以“实事求是”、“无征不信”为宗旨。他们“毕注于名物训诂之考订，所成就亦超出前儒之上”。桐城派健将姚鼐提倡“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道光与咸丰年间，曾国藩又把经济与义理、考据、词章并列。然而考据学到后来过分重视琐碎事物的探究，为学问而学问，知古不知今。当时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注重六经蕴含的义理，并使用于当代政治上，意图矫正此歪风。鸦片战争后西学大量流入中国，考据学逐渐式微。

西方思想

明末清初，随着欧洲耶稣会传教士来华，西学输入中国，对于当时的学风由浮虚转为务实，也是有相当的激励作用。他们将西方科技介绍给中国人，扩大其知识领域，使中国的学术思想添增不少新成分。鸦片战争之后，大量西方科技与思想带动中国近代化革新。此时学者如龚自珍、魏源与康有为等人继承章学诚的说法，并进一步要求改革祖宗的法制，来应付内忧外患的局势。龚自珍讲求经世之务，志存改革，追求“更法”。魏源的《海国图志》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康有为与梁启超主张君主立宪。他们吸收来自西方的知识，先后推动自强运动与维新运动，这一波改革风潮最后引发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

文学

清朝文学多元发展，兼容并包历代之文学特色。明朝以前的文学发展多表现在声韵、格律、句法、结构的因袭或创变；清朝承接各代文学成果，先后形成许多学派，将各种在明朝以前已式微的文体重新复兴，并继明末进一步发展各类小说、戏曲；另外，因不同地区、民族互动而呈现出语言风格多样化之文学面貌，于古体诗、近体诗、骈体文、散文、赋、词、曲、小说、戏曲皆然。由于语言转变较微妙，往往被人忽视，造成清朝文学缺乏明显特征与创造力的一般印象。整体而言，清代文学面向相当复杂多样，但质量上也良莠不齐。

散文

清朝前期出现风格率真、浪漫的小品文，以张岱、李渔与袁枚为主；又有侯方域、魏禧、汪琬合称“清初散文三大家”。但是他们的文风不受道学学者支持，这些学者发起复兴唐宋文风的古文运动，此即桐城派。创始人方苞与刘大櫆、姚鼐有“桐城三祖”之称。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他的古文主张，在提倡“义理（内容合理）、考据（材料确切）、词章（文辞精美），三者不可偏废。”讲究义法，提倡义理，要求语言雅洁，反对俚俗。后来曾国藩发展成湘乡派，恽敬、张惠言发展成阳湖派。

诗

清朝的诗风甚盛，以帝王、宗室为首，官方大力提倡诗学，自清圣祖以后诸帝主导官修《御定全唐诗》、《御选唐诗》、《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御定全金诗》、《御定佩文斋咏物诗选》、《御定历代题画诗类》、《御选唐宋诗醇》、《钦定熙朝雅颂集》、《御定千叟宴诗》、《钦定千叟宴诗》、《钦定重举千叟宴诗》、《上书房消寒诗录》、《三元诗附三元喜宴诗》、《御定历代赋汇》以及各代皇帝之《御制诗集》，如清高宗酷爱作诗，一生作《御制诗》五集，共计十馀万首，每作一首诗便令词臣注释，若词臣不得内容原委则准许其回家查阅典籍，多罗安郡王玛尔浑选宗室王公诗为《宸萼集》。皇帝也将诗咏作为联系、拢络官员的方式。

清初诗家首推钱谦益、吴伟业与王士祯；康熙中后期，江南地区出现王式丹、吴廷桢、宫鸿历、徐昂发、钱名世、张大受、管棆、吴士玉、顾嗣立、李必恒、蒋廷锡、缪沅、王图炳、徐永宣、郭元褴合称“江左十五子”。乾隆时期袁枚、蒋士铨与赵翼并称江左三大家，同时黄景仁与郑板桥也以诗闻名。嘉庆、道光年间文人广结诗社，京师与扬州风气最盛，以消寒诗社最知名，代表人物有顾莼、夏修恕、程恩泽、陶澍、朱珔、吴椿、梁章钜、潘曾沂、胡承珙、李彦章、刘嗣绾、周之琦、林则徐、徐宝善、卓秉恬。被称为“诗界革命”的诗歌改良运动产生于维新运动，其代表有黄遵宪的以写作反映时代的社会诗，其馀如谭嗣同、唐才常、康有为、蒋智由、丘逢甲、夏曾佑均有作品存世。于清末又发展出同光体，代表作家陈三立、陈衍、沈曾植等，且延续到辛亥革命后。清朝诗论学说分成沈德潜的格调说、王士祯的神韵说、袁枚的性灵说与翁方刚的肌理说。

孙洙的《唐诗三百首》则收录了唐朝77位诗人共310首诗歌，它是中小学生接触中国古典诗歌最好的入门书籍。

词

词兴起于隋唐的“燕乐”，两宋发展达高峰，至元朝衰微，延续至明朝则趋近消亡；清初词学振兴繁盛，康熙年间纳兰性德与朱彝尊、陈维崧并称“清词三大家”，随后产生由陈维崧为代表的阳羡词派、朱彝尊为代表的浙西词派，词学蔚为风潮。万树整理词调辑成《词律》，于清词颇有影响力；康熙末，清圣祖敕命王奕清等编成《御定词谱》，为词调格律的集大成钜作，影响层面最广。乾隆、嘉庆朝，常州词派起而代之，反对浙西词派的“清空之弊”，代表人物有张惠言、张琦、恽敬、黄景仁、李兆洛、丁履恒、钱季重、陆继辂、左辅、董士锡、周济、刘嗣绾、刘逢禄、谭献、庄棫、宋翔凤、谢章铤、冯煦、陈廷焯、王鹏运、郑文焯、况周颐、朱祖谋等人，著名词人辈出，持续到清末民初。清朝因此被称为词的“极盛时期”，“号称词学中兴”，“作家之盛，直比两宋”，门户派别各具风采，婉约、豪放都各自重现、盛行。此外六世达赖喇嘛、藏地民歌诗人仓央嘉措（门巴族）写了很多细腻真挚的诗歌，其中最为经典的是拉萨藏文木刻版《仓央嘉措情歌》。表现了他短暂而传奇一生的爱与憎、苦与乐、行与思、感与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追求自由美好生活的愿望，主题积极深刻。讲究和谐的音乐美、悠远的意境美、通俗的自然美。他所写的诗歌驰名中外，不但在藏族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在藏族人民中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而且在世界诗坛上也是引人注目的一朵奇花异葩。中文译本海内外至少有10种，国外有英语、法语、日语、俄语、印地等文字译本。

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在清高宗时编纂。1772年开始，经十年编成。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也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据文津阁藏本，该书共收录古籍三千五百零三（3503）种、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七（79337）卷、装订成三万六千馀册。保存丰富的文献资料。“四库”之名，源于初唐，初唐官方藏书分为经史子集四个书库，号称“四部库书”，或“四库之书”。经史子集四分法是古代图书分类的主要方法，它基本上囊括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清代乾隆初年，学者周永年提出“儒藏说”，主张把儒家著作集中在一起，供人借阅。这是编纂《四库全书》的社会基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又是一部重要的目录学著作。但是有人认为，四库全书编撰过程中，清朝统治者将他们认为不合礼教的书籍大量焚毁，可能导致大量珍贵的历代书籍绝迹。

人物

清初的文人学者，不满统治者的民族压迫和专制统治，较普遍地存在反对清廷的民族思想，有些人还有进步的民主思想。这时期的诗文作家，即以抱有这种思想的明遗民为主体。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三人是这时期最杰出的思想家和学者。他们的散文，以深厚的功力，表现了强烈的民族思想和不同程度的民主思想，超越晚明散文的成就，显示了崭新的面貌；他们诗歌的风骨亦高。

遗民作家

重要的遗民诗人，还有归庄、杜浚、吴嘉纪、阎尔梅、钱澄之、屈大均、陈恭尹等。遗民诗的重要主题，是反映民族矛盾，表现爱国思想；阎尔梅、钱澄之、吴嘉纪又较多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和阶级矛盾。在风格上，也各有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