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学
概念演变
“心学”一词,最早见于东汉安世高所译《大比丘三千威仪经》,其义为佛教三学中的“定学”。在隋唐佛教史书中,“心学”一词专指习于禅定的学问。隋唐以降,“心学”、“心宗”又成为禅宗与天台宗的代名词。道教“心学”一词,最早出于陶弘景《真诰》,晚于佛教心学。自宋至明,儒家“心学”兼有数义:道统心传之学,此与释道之道统相对抗;用心而学,此与汉唐训诂、辞章之学相对立;论心治心之学,此为新儒学的功夫论。阳明学兴起之前,“心学”主要是指以濂洛关闽为代表的新儒学,特别是指程朱一派的学术传统,偶尔也用来指称陆九渊一派的学术。“心学”作为学派专名指称阳明之学,始于明嘉靖年间,至万历后渐趋定型。阳明之世学界已连言陆王,而将陆王统称为心学者,似始于清初理学家汤斌。近代以来,以客观唯物主义与主观唯心主义划分程朱、陆王,“心学”由侧重于道统心传的道统论名词渐向本体论名词转化。
心学阐释
《王阳明四句教》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无善无恶指人作为物体来说是没有善恶之分的;当人们产生意念活动的时候,这种意念的行为能够造成是非善恶影响,这种意念就有了是非善恶的差别;正确地区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就是良知;以良知为标准,按照为善去恶去行动就是格物。王阳明所谓“无善无恶心之体”,实际是将传统儒学与禅宗“性无善恶”说相会通,是佛儒思想融合的产物。
什么是有理,只要格物致知来达到一颗没有私心物欲的心,心中的理其实也就是世间万物的理。天理不是靠空谈的,是靠格物致知。靠实践,靠自省,即“知行合一”。心中有天理,无私心,就好比世间有规矩,有规律,有规矩就能丈量世间万物的方与圆。无论有多少方和圆,无论这些方和圆的大小,都能靠格物致知揭破其规律,不然这些规律就是不正确的。天理就在人的心中。在四句教宗旨中,王阳明对其前期思想的最大发展即提出良知本体是无善无恶的思想。这一思想明显不同于以往儒学的心性论传统,即将心性作为分别善恶的道德主体,而更倾向于禅宗的思想。
儒家心学是一种以心灵为本体,通过心有“同然”的预设,以“类”概念构成论证的逻辑前提,由此来达到“以一知万”的目标。它通过一种类比性的辨识和推论,用某种有限意义上的一致主义的方式,来确证忠孝仁义之类的道德原则的普适性。儒家心学的内在论的突出表现,是把事物的“理”看作是心灵所赋予的结果,这类似于现代哲学的“意义投射”的解释。“良知”本身以及“行”被用来作为认识的准则。不过以这种类比的方式来推论道德原则的普适性,导致论证上出现一些问题,包括如何从个别性的对象中推出一般性命题、如何从他人不可显现的内心情感活动中得知其具有“恻隐之心”。使用“内在论”等西方哲学的概念来诠释儒家心学在某种意义上,有助于我们了解它的哲学形态,从而有助于反驳“中国没有哲学”的论调。判定哲学的标准不应是其叙事方式,而应以思想与教化的功能来界定哲学。
明朝初期是一个学术气氛沉闷的时代,宋以来的程朱理学占据了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思想界如同一潭死水。在“道传孔孟”的同时,陈献章提出了以“自然为宗”“学贵自得”的哲学主张,打破程朱理学沉闷和僵化的模式,开启明代心学先河,创立了旗帜鲜明的“江门学派”,使明代的学术开始了新的阶段。湛若水在继承陈献章学说的基础上,以“随处体认天理“为宗,提出“格物为体认天理”与“为学先须认仁,仁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理念,创立了“甘泉学派”,成理学的一大门派。陈献章和湛若水的心学合称为“陈湛心学”,是王守仁的阳明心学的直接源头。
王阳明的心学是在陆九渊宋明理学中心学基础上进一步发挥而成就的。所以,要理清王阳明心学不得不提及陆九渊和朱熹对“理”、“气”、“心”几个关键点的不同理解。心学与理学的分歧在于认识理的方法上,即朱熹主张泛观博览、格物致知,陆九渊主张先立其大、发明本心。由吕祖谦主持召开的鹅湖之会,明确了二者的分歧。在对理本体的理解上,朱、陆同植纲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二者又是绝对的一致。方法殊途,本体同归。
“理”的分歧。朱陆都认为理是世界万物的终极本原。但是陆九渊借助的是儒学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以为“心即理”,万事万物皆由心而生发。“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自杂谈》,其与朱熹所说的“理为天地、人物存在之本,是先于宇宙而存在”明显不同。结果,朱熹主张由道问学,强调格物致知,即穷物理,强调学习知识的重要性,以为人的道德水准必将随着知识的增长而增进。陆九渊说“明心”,要尊德性,强调为学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增进知识,而是为了实现道德的至高境界。
因此,儒家经典的学习与研究、对外界事物的认知与把握,都不可能直接有助于实现增进道德境界的目的。因为人的本心就是道德的根源,因此只要扩大、完善人的良心结构就能实现增进道德的目的。(从当前德育范式来看,学习知识的多寡并不决定道德水准,禹三过家门而不入一心为公的公仆并没有高深的知识,但是,知识的深浅有助于增长道德水准,不过,这是由于学习者不把学作为致知目的而作为完善德性的追求之果。朱熹本人教育思想的核心是道德教育,而这种定位方式决定了难以达到道德的较高境界。)
“气”的分歧。陆九渊的概念中,“气质”只是一个生理、心理意义上的问题,指的是人的一种心理或生理状态。他认为,人的这种生理心理品性和人的社会行为之间虽有联系,但并不是必然的、唯一的关系,即人的气质并不能决定人的善恶贤愚,并不能决定人的最后归宿,学能变化气质。朱熹之气是和理相对的概念,既指宇宙万物生成的基础,构成万物的物质材料(一草一木),又指形成人物(善恶贤愚)之别的内在因素。
“心”的分歧。朱熹认为心是分为“人心”与“道心”的,道心是天理的体现,是“原于性命之王”,是义理之心,是人心的主宰;人心是气质的表现,故而必须接受道心的主宰和统领,此即“心统性情”。陆九渊认为人心道心只是从不同方面描述心的性质状态,如果将二者对立起来,则分明是“裂天人为二”,心是人的本质所在,是伦理本能。(朱熹觉得形而上心为道心形而下则为人心,本质还是天理决定气的问题;陆九渊认定心就是理理就是心。)
陆王心学
“陆王心学”是由儒家学者陆九渊、王守仁发展出来的心学的简称,或直接称“心学”;或有专门称为某哲学家的心学,如王守仁的“阳明心学”。陆王心学一般认为肇始孟子、兴于程颢、发扬于陆九渊,由王守仁集其大成。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虽有时同属宋明理学之下,但多有分歧,陆王心学往往被认为是儒家中的“格心派”(一称“主观唯心主义”),而程朱理学为“格物派”(一称“客观唯心主义”)。
陆九渊主张
陆解说“宇宙”二字为:“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
陆“主张‘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又倡‘心即理’说。断言天理、人理、物理只在吾心之中。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往古来今,概莫能外。”“认为治学的方法,主要是“发明本心”,不必多读书外求,“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陆九渊的心学渊源,他自称是“因读《孟子》而自得之于心”,但又不完全同于孟子,与禅宗的承继关系也十分明显。陆九渊说他“虽不看释藏经教,然而《楞严》《圆觉》《维摩》等经,则尝见之。”事实上他与禅宗在许多方面是一致的。在本体论方面都是以心为本体,在心性论方面心都具有主宰性。在修养论方面,两者都具有非理性色彩。在境界观上,圣佛实质上也是一样。
王守仁主张
阳明学,通常又称作王学、心学,是由明代大儒王阳明发展的儒家理学。元代以及明初以来流行的理学强调格物以穷理,王阳明强调“心即是理”,即最高的道理不需外求,而从自己心里即可得到。王阳明的主张为其学生们继承并发扬光大,其中又以泰州学派(又被称作左派王学)将其说法推向一个极端,认为由于理存在于心中,因此“人人可以成尧舜”,“天地虽大,但有一念向善,心存良知,虽凡夫俗子,皆可为圣贤”,即使不是读书人的平民百姓、也可以成为圣人。
王学这种“心即理”看法的发展,也影响了明朝晚期思想中对于情欲的正面主张和看法。由于心即理,因此人欲与天理,不再如朱熹所认为的那样对立,因此是可以被正面接受的,这种主张的代表人物就是李贽,徐阶,张居正,唐顺之。
心本论
“心外无物”、“心外无理”
“心者身下主宰,目虽视而所以视者,心也;耳虽听而所以听者,心也;口与四肢虽言动而所以言动者,心也”,“凡知觉处便是心”(《传习录》下)。“心”即“我的灵明”,“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同上)。“位天地,育万物,未有出于吾心之外者”(《紫阳书院集序》)。“
先生游南镇,一友人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关?’先生回答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同上,《王文成公全书》卷三)。“
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心明便是天理”。“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听言动,即事听言动便是一物。所以某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传习录》上),“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传习录》下)。“心”不仅是万事万物的最高主宰,也是最普遍的伦理道德原则。阳明的心即理说是对陆学的发挥,在方法论上也同于禅宗的即心即佛说,阳明的基本观点是:“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否?”人的自心就是天下万物所遵循的法则。但阳明认为两者虽在此方法上相同,实际的社会作用却不同,“佛氏著在无善无恶上,便一切都不管,不可以治天下。圣人无善无恶,只是无有作好,无有作恶,不动于气。”这是入世和出世之别,救世与救心之别。
“知行合一”的认识论
慧能以定慧论知行,提出定慧等学,这种观点直接影响到阳明对知行的理解,阳明的知行合一论和慧能的定慧等学之间,方法论上是相通的。知行合一,不是讲知行的先后问题,正如慧能所说,“莫言先定后惠,先惠后定,定惠各别。”[1]王阳明说“知先行后”,他说:“心虽主于一身,而实管乎天下之理;理虽散在万事,而实不外于一人之心。……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吾子又何疑乎?”(《传习录》中)“知行如何分得开?”“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答顾东桥书》)。“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事,故有一念发动虽有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传习录》下)。实质是恪守儒家伦理,成为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