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方僵持着,小马也在一旁做和事姥,说:“这样吧,我也跟着去。我们两个跟在后面,作为接应。”
赵大瞎子没吭声,继续往前走,算是默认了。
赵大瞎子沿着血迹走了一会儿,停住脚步,在那直挠头:“不对啊,这野猪跑到这里咋没啦?”
我说:“是不是你看错了?要不然咱们去旁边再找找?”
赵大瞎子怒了:“胡扯淡!我一路跟着脚印过来的,就到了这儿,野猪脚印就没啦!”
我耻笑着:“没啦?那它还能飞啦?是不是跑到天上去了?”
没想到,赵大瞎子却认真起来,朝着天上看着。
天上是层层叠叠的大树杈,月光如水,从藤藤蔓蔓上漏下来,森林里一片清亮,哪里有什么野猪?
没办法,我们只要在林子里随便走着,希望能撞上那头老野猪。在林子里踏月行走,凉风习习,旁边是笔直的树木,香甜的水果,仿佛行走在梦里。
走了一会,林子里起了雾,雾气弥漫,将月光都挡住了。
虽说夜猎不能抽烟,野猪闻到烟味就不来了,但是赵大瞎子还是忍不住抽了一根,说这破地方太操蛋,得抽根烟镇镇神经。
小马也跟着抽了一根,几口烟狠狠吞下去,情绪渐渐稳定下来,吐出一口长长的烟气,说:“不瞒两位哥哥说,刚才我真是有点害怕。”
赵大瞎子神经粗,大大咧咧地说:“怕啥?怕野猪过来吃了你?!怕个球!”
小马摇摇头,神经兮兮地小声说了句:“我有点……怕鬼。”
他这句话一本正经地说出来,让我和赵大瞎子一愣,接着大笑出来。
但是小马却没有笑,他很严肃。
我按住赵大瞎子,让他先绷住嘴,问小马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是不是经历过什么怪事?
小马点点头,他一口气将半根烟抽完了,把烟头在树干上死死摁灭了,才低声跟我们说起了他当年经历过的一桩怪事。
他说,他母亲是上海知青,去西双版纳改造边疆。知青在西双版纳的主要工作是割橡胶。成千上万亩的橡胶园,遍布在各地,每个人负责几百棵橡胶树。因为地广人稀,知青们就结伴而行,且歌且走,一面割着橡胶,一面互相大声喊话。
这些下乡的知青们是由当地的建设兵团管的。这些建设兵团的军人,都是从朝鲜战场、缅甸战场上下来的老兵,好多都是战斗英雄。
他们从战场上下来,赶上“文革”,啥局势也不懂,有的就是随便发几句牢骚,就被画成了“保守派”,给下放到了这里。
他们心里有气,加上天高皇帝远,部队就是这里的土皇帝。当兵三年,见到老母猪都眼睛发绿光。
那些驻军平时在荒山野岭一呆都是一年半载,连个人都看不到,这时候见到那么多上海姑娘,一个个眼睛都直了。
加上当时知青是准军事化管理,你要是不乖乖听话,那生病请病假,申请回家探亲(知青规定,在地方工作2年,可以申请一次探亲假,这几乎是知青最盼望的事情),根本门都没有。
不仅这些,你要想进步,想入党,想考大学,都得靠兵团推荐。不顺从他,更是没有可能。
所以后来当官的也开始不老实了,开始是动手动脚,后来活像土匪一样,啥都敢干。
最后出了一件大事,一个指导员奸杀了一个漂亮的上海女知青的,又把尸体抛在沼泽地里,酿成了著名的女知青失踪案。
这件事情激起了知青反抗,开始了大游行,最后**副总理亲自批示彻查,后来才陆陆续续有了知青大规模返城等事情。
小马说,我要说的这个故事,是我母亲讲给我听的。
她说,当时在知青反抗暴力初期,遭受了部队的残酷迫害。有一个男知青,叫谢为国,因为抗议和连长顶了几句嘴,被活活整死了。
这群老兵狠啊,他们用的在老山前线审特务那一套,把这知青扒光衣服,用绳子困住手脚,光溜溜扔进了马棚里。
要知道,西双版纳最可怕的不是毒蛇,也不是猛虎,最可怕的是雨季铺天盖地的毒蚊子。尤其是农场的牛圈马棚,那毒蚊子、牛虻简直能要人命,你用蒲扇打都打不散。
当时大家谁也不敢说什么,就在晚上听到那个男知青撕心撕肺地嚎叫,叫到半夜,声音渐渐小了。第二天大家起来一看,那男知青浑身肿的像一头大肥猪,全是大脓包,早都死了多时了。
听到这里,我和赵大瞎子都吃惊得张大了嘴,想说什么,又不知道该怎么说,只能重重叹了一口气,没办法,那个混乱的时代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