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舅舅,我谢谢你,可是不行,真的不行。楚娇既然嫁给我,我就得让她幸福,可不是让她养着我。她为了我,学也没上完。我要带她回去,上最好的学校,把这些都补回来。”
“内森,你听我一句。舅舅毕竟是过来人,虽然没经过婚姻,但总是比你们多些个阅历。就拿我自己说,刚从美国回来那些年,也确实沉沦过好久,心里总是有股英雄末路的怅惘。”
“亏得是有家乡的山林和盐井,才慢慢地把自己磨过来。碰到这种事,你总不能全都扭着劲。其实,我知道楚娇的性子,这些身外的事,她也未必那么看重,你和她讲开了,也就是了。”
看着手中燃过一半的香烟,内森默默地点头:“我知道。她也跟我说过,到美国后,不在乎上什么学,过什么日子。舅舅,其实你和妈妈都不完全明白楚娇的心思。”
我心里一凛,愕然地看着他。
“楚娇虽然有些任性,但她的心思其实很细,也不是像你和妈妈想得那样,只是个孩子。我明白她的心意,她急着去美国,倒也不是为了什么身外的事情,她是怕我们俩留在这儿,一会儿好,一会儿闹。好的时候是靠着你们,闹的时候,又让你们心烦。”
“她想着我们要能有一方自己的天地,不管好歹,总是自己的。再说妈妈逢人便说我这腿回了美国就能治好,就像好人一样,总这么拖着,她脸上也挂不住。”
听着这话,我无奈地低下头,轻声道:“这么说,我也帮不上你们了。还是我去劝劝楚娇,你们两个总是得和好,也不能就这么闹着。”
“舅舅,还有个办法,只是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似是看到一丝突来的光明,我忙问:“什么办法,舅舅能不能帮到你?”
“前两天,我又去了趟天池寺。其实,最近疗伤也没什么结果,本来去不去也差不多。只是我一直觉着老方丈似乎还有些厉害的手段没有使出来,便趁着这当口,和给我疗伤的师父反复地磨呀、套呀。”
“他终于说了,老方丈其实是有一门绝世的正骨法。这正骨法要是用好了,像我这样脊椎没有完全断开的,说不准是能够痊愈的。只是老方丈一直犹豫,不愿给我试。”
“那是为何?如果不行,我去找老方丈说,给人医病也是佛门善事,老方丈该不会拒绝。”
内森夹着烟的右手缓缓地摆了摆,幽幽地说道:“舅舅,其实老方丈也是为了我好。这正骨法用的好了,说不准能让我痊愈。可是万一出了意外,那就是前功尽弃。你明白吗,前功尽弃,我这辈子就彻底瘫了,站都站不起来,更别说走了。”
内森左手用力地砸着自己的腿叹道:“舅舅,我真没想好,这腿虽是没什么用,现在终究能凑合着走走,要是全瘫了,那真是生不如死。”
“其实,”他咬住嘴唇,苦笑道:“其实,他要是说如果不成,我可能没命,我说不准还真会动心。”
“内森,你可别瞎想,治到这一步也不错了。回了美国,说不准真是能治好的。”
内森转着手中的燃到一半的烟,半晌无语。深深地吸了一口后,他慢慢地把烟按灭,撑着拐站了起来。
“舅舅,说了这么半天,‘解铃还需系铃人’。还是我去劝楚娇吧。过了年,一开春我们就走。回去了,也不知几年才能再回来,还是陪你们再过个年才好。”
话说罢,他拄着拐,艰难地拖着残腿,挪到门口。对着门槛,他双手撑住拐杖,上身猛地用力一悠,带动没有知觉的双腿跨了过去。站定后,他似是又想到什么,扭过头,看着我。
“舅舅,说到过年,其实还早,不过,我想着毕竟是抗战胜利后第一个年,咱们多请些人,白莎和琴生,还有若颖和她家抗儿,也为我们送行?”
不知内森如何劝了楚娇,两人终于破涕为笑,也说定了第二年开春便赴美。虽说还有半年的光景,楚娇却已迫不及待地开始准备。
看着小夫妇和好如初,我总算放下心。但想着内森那晚的话,心里总还是不踏实。他再没提起老方丈的正骨之术,此后老方丈也未曾对我提起,想来终究不愿冒那前功尽弃的风险。我怕他们到美国后又去试些得不偿失的治疗,便提醒楚娇切莫心急。
楚娇倒也看得开,几次都对我说:“舅舅,我当初答应嫁给内森哥那会儿,他瘫在床上不能动,我也认了。现在他好了这么多,我还能不知足?我其实最不喜欢他逞强了。您知道吗,扶他、搀他,帮他都是挺幸福的事。”
家里的事平息安定了,可这另一桩麻烦却是盐井上的事。抗战八年了,手里握着这大后方的盐务命脉,我们自贡的盐商自是不敢怠慢,个个督促自家的天车加班加点推水、熬盐。
井上的工人也是体谅抗战的难处,自七七之后,便绝少了劳资纠纷。我想着既是抗战胜利了,这工钱自是要涨,而且应该给每位盐工送份礼才是正经。为着此事,我和几位前辈商议,可附议的却是无人。
起初我倒也没在意,心想着自己既然是标榜新式管理,未尝不可先行先试,在自家的盐工中发起来,只要不声张也就罢了。在老井召集了各柜的管事来商议,给每位盐工加发八个月的工钱,正好合抗战八年,一年一月。
谁知这话一说,几位管事者面面相觑,没一个愿意应话。这几位都是父亲在世时,便在我家井上做事的。此后又跟了我二十年有余,彼此也重情谊,总是相敬有加,如此尴尬的场合还是不多。我用眼一个个扫过去,一众人等却都避开眼光,似是均有难言之隐,全然没有胜利的喜悦。
乌井沱的崔管事是最年轻的,比我还小着几岁,平日里也算是最能明白我的心思。看着左右无人答话,他清了清嗓子,开了口:“先生,抗战胜利了,大家自然都是高兴。这盐工们苦了八年,自然也是需要犒劳。”
我点点头,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只是,井上这几年也不宽裕。几次为抗战献金,咱们虽比不上余家和侯家,不是最多的,但您要是比上咱们一年的进项,咱们出去的可是最多的。”
“在此之外,咱们每年的专卖、附税、国军副食费、防空费,这要交的名目不但多,而且年年加码。您看这附税,民国三十二年时每担是一百块,到了今年一月便长到了一千块,谁知三月份居然又翻了六倍,到了六千块。”
我点点头,言道:“这税吗,大家都是一样,毕竟是为了抗战,给前方杀敌的将士补点米、菜也是应当的。”
“先生,您这话说得对,说得对。可有些费用,却是单咱们李家背着。您看这为了给重庆运气,咱们先做气囊,垫付了不少,可这资委会付气钱总是得拖个三五个月。眼下钱毛得快,可咱们这盐价、气价都是前两年议下,为着抗战,也不好改。”
“可咱们毕竟是东家,再怎么难,总是比盐工们好过,难道不能想想办法?”
“先生,不是我们畏难,可您目下做了好人,也得给今后做打算,不是?您看,咱们这几口井,都是出气的好井,前几年虽是政府有拖欠,总是能挣着不少的钱。可自打年初这中印公路通车,又有油管直到昆明,咱们这气就基本卖不动了,这可就少了三成的进项。”
我默默地点头,心里也开始盘算这中间的利害。
“这还只是气。要说盐呢,目下卖得还好,可这不是胜利了吗,沦陷区一接收,那两淮的盐路一通,咱这盐还能卖多少也不好说。您提着给盐工发红的事也有几日了,我们几个商议了,实在是觉着不能把咱们这老底子都掏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