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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理念(第3页)

有物质,有规律,可认识,岂非自然界?

然而这个自然界却有意志,有感情。春就是喜,夏就是乐,秋就是怒,冬就是哀。天命和革命,则体现了天的意志。天甚至还有道德,比如天道行健或厚德载物。[6]

既是自然界,又是有情人,还是主宰者,这就是天的三大特征。而且,这也是当时中国人的共识。

这样一种存在,不要说西方人,就连现代中国人恐怕也很难理解。明明就是创世主,却又不是创世神;明明就是自然界,却又有喜怒哀乐,你说是什么?

也只能叫老天爷。

是的,一个好心肠又爱发脾气的老爷子,却绝非玉皇大帝或观音菩萨那样的人格神。他可能跟上帝或安拉一样也是无形的,却又有着坚强的意志和丰富的感情。

这样的天,其实就是人。

唯其如此,董仲舒才说“天人一也”。[7]

在董仲舒看来,天与人是同构的。比方说,天有三百六十六日,人有三百六十六小节;天有十二月,人有十二大节;天有五行,人有五脏;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明暗昼夜,人有睁眼闭眼;天有春夏秋冬,人有喜怒哀乐;天有阴阳刚柔,人有君臣男女——岂非同构?[8]

同构则感应。所以,社会和谐,则风调雨顺;民怨沸腾,则天崩地裂。因为天与人不但同构,而且相通。生命相通,道德相通,情感也相通。

天人同构,天人感应,天人相通,这就是正宗原装完整版的“天人合一”。

问题是,这套说辞有什么意义呢?

以天道说人道。

话,首先是说给统治者听的。董仲舒对汉武帝说,臣读《春秋》,最感到惊心动魄的,就是如果君王无道,上天便会先用灾害来谴责,再用怪异来警示。倘若冥顽不化、屡教不改,那就要发动革命来进行惩罚了。[9]

汉武帝读到这里,恐怕着实吓了一跳。

好在董仲舒又说,如果君王有道,则会出现祥瑞(凤凰或麒麟之类),证明当今圣上是尧舜之君。

汉武帝这才松了一口气。

董仲舒这样说,很可能有一种良苦用心,那就是借用皇天限制皇权。是啊,天子的治权既然来自天命,就不能弄得天怒人怨,知识分子也就有了发言的权利和理由。

这是备受后世赞扬的一点。

可惜董仲舒没有想到,他用来对付皇帝的,皇帝也可以用来对付臣民。比方说,要除掉某个并无过错又看不顺眼的大臣,便可以使用“天厌之”的名义。

中国的皇帝,可不是狄奥多西。

更何况,要让皇帝服从天意,就得承认他是天子,并以皇天上帝的名义赋予他崇高地位和绝对权力。

三纲之说应运而生。

需要说明的是,把三纲理解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是白虎观会议以后的事,董仲舒说的只是三种关系。只不过这三种关系最为重要,所以是纲。

那么,为什么是三纲,不是四纲或五纲?

因为要以自然说社会。汉儒认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无非天、地、人,叫三才。三才对应的当然是三纲。换句话说,君臣就是天道,父子就是地道,夫妻就是人道。

这就叫“天人合一”。

天道有三才,人道就有三纲;天道有五行,人道就有五常。五常是个人品德,三纲是社会伦理。后者高于前者,因此纲为三,常为五,就像三皇五帝,三王五霸。[10]

呵呵,中国人的说法,总是三五成群的。

剩下的工作是解释。

解释三纲的是阴阳: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阳是主宰和支配阴的,阴离开阳则不能存在。所以,臣服从君,子服从父,妻服从夫。这就是“王道之三纲”,而且“可求于天”。[11]

五常则利用五行来解释:仁为东方之木,义为西方之金,礼为南方之火,智为北方之水,信为居中之土。只不过,这个解释是《白虎通》的,不是董仲舒的。[12]

这样一来,三纲五常就变成了一种“天启道德”。由于来自天启,也就具有了类似于天启宗教的性质。儒学有如神学,儒生有如神父,孔子有如教主。儒家思想和礼乐教化被称为“儒教”,并非全无道理。[13]

看来,汉武帝时代的两位大儒都不再纯粹。公孙弘当然是官场老油条,董仲舒则更像一个巫师和道士。而且正是他开创的今文经学派,还把儒术变成了巫术。

那可又是一台好戏。

政治化巫术

公元56年,也就是罗马的尼禄皇帝上台后两年,东汉开国之君光武帝刘秀做了一系列的事情:封禅泰山,修建明堂、灵台、辟雍,宣布图谶(读如衬)于天下。

第二年,光武帝驾崩,享年六十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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