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过十一二岁的孩子,却仿佛已经罪不可赦,可以直接送入监狱,进行劳动改造了,同学们听得目瞪口呆,全都盯着他,可是,让我凝神观看的不是这一系列的罪行,而是台上那个男孩子的神情。
他的个子比同龄人高,因为高就显得瘦,蓝色的校服松松垮垮地挂在身上,理着小平头,因为头发太硬,根根都直立着,一眼看过去,像一只刺猬。他懒洋洋地站在那里,低着头好像在认错,但是偶尔一个抬头间,却是唇角带笑的。
难道他没有看到大家的各种目光吗?难道他不觉得丢人吗?这可是在全校人面前呀!我怎么想都不能理解。
散会后,周围的女生在窃窃私语,我跟在她们身后,听明白了几分这个男孩的来龙去脉。他和我们同级,不过因为二年级留过级,所以年龄比我们都大。听说他是家里的老小,他父母四十多岁才有的他,他有四个大他很多的姐姐,据说家里很有钱,他的运动鞋是耐克的,他手腕上的表是斯沃琪的,都是他姐夫从国外带回来的。
80年代末90年代初,外国还是一个很遥远的名词,什么东西是什么牌子,这个牌子所代表的意义我听不懂,我只是很疑惑地想,既然有钱干吗去偷东西,去勒索别人的钱?
他的行为、他的神情,对我而言都像个谜。困惑不解中,我记住了这个坏学生的名字——张骏,不过,我相信,那一天记住他的不只我一个。
四年级的时候,重新分班了,发生了两件不幸的事情:第一件,就是我的数学老师仍是赵老师;第二件,她不但是数学老师,而且兼班主任。
张骏和我分到了同一个班,但我们俩几乎没说过话,虽然我们有很多共同点,比如,我和他常常轮流拿全班倒数第一;上课的时候,我们都不听讲,他总是在睡觉,而我总是在发呆,所以我们俩常常被赵老师的粉笔头砸。
但是,他更多的地方是和我不同的。他虽然成绩差,可班里的男生都和他一起玩,甚至所有成绩不好的男生都很听他的话,女生也不讨厌他,因为他常常请她们吃雪糕、喝冷饮,他讲的笑话,能让她们笑得前仰后合。上课时,他总在睡觉,可只要下课铃声一响,他就精神抖擞,和大家一起冲到操场上,踢足球、打篮球,而我总是一个人找个地方,躲起来看书,偶尔抬头看一眼远处跳皮筋的女生、踢足球的男生。
家里的孤单寂寞,我已经习惯,反正我可以看书,书里面有无数的精彩;妹妹娇气、爱打小报告,我可以躲着她,凡事都“姐姐让妹妹”;赵老师对我不满,毕竟只是数学课上两三分钟的折磨,我已经可以面无表情地忍受。
如果这样的日子持续下去,那么也不失为一种平静。可是,生活总是喜欢逗弄我们。在你绝望时,闪一点希望的火花给你看,惹得你不能死心;在你平静时,又会冷不丁地颠你一下,让你不能太顺心。
一个夏日的下午,课间一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不需要做值日的同学都跑到了操场上去玩,我因为喜欢窗台上的那片阳光,所以缩坐到窗台上看书和眺望远处。
自由活动时间结束,同学们返回来上自习时,周芸向赵老师报告她的钢笔丢了,她很委屈地说,这支钢笔是她爸爸特意为她买的,下课前她还用过,现在却不见了。赵老师认为此事情节严重,一定要严肃处理,开始一个个同学地询问,课间活动的时候,都有谁在教室。
最有嫌疑的张骏下课铃一响,就和一群男生冲出了教室,一直在操场上踢足球,有无数人可以作证。赵老师询问他时,他大大咧咧地直接把书包抽出来放在桌子上,对赵老师说:“你可以搜查。”在他的坦然自信下,赵老师立即排除了他的嫌疑。
最后,在教室里还有其他两三个同学的情况下,赵老师一口把我点了出来,要求我交出钢笔,只要交出来,这一次可以先原谅我!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当时,我站在靠着窗户的位置上,阳光那么灿烂地照着我,我却全身发冷。
赵老师在讲台上义正词严地批评着我,全班三十多个同学的眼睛全都一眨不眨地盯着我,每一双眼睛都如利剑,刺得我生疼。
我强忍着泪水说:“赵老师,我没有……没有拿她的钢笔。”
可是赵老师不相信,在她心中,留在教室的几个学生,只有我是坏学生,也只有我才能做出这样的坏事,我这么个坏学生,课间活动的时候不出去野和疯,却留在教室里,说自己在看书,本来就匪夷所思、不合情理。
她一遍遍斥责着我,命我交出偷的赃物,而我一遍遍申辩我没有偷。
这个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恼羞成怒,喝令我站到讲台上,然后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开始从头到脚地搜我的身,我只觉得屈辱不堪,一边掉眼泪,一边任由她在我身上翻来摸去。
全班同学都静悄悄地看着讲台上的我,眼睛里面有看一场好戏的残忍,他们期待着赃物缴获那一刻的兴奋。赵老师把我推来搡去,我在泪眼模糊中,看到教室最后面一双异样沉静的眼眸,没有其他人隐含的兴奋期待,冷漠中似有若有若无的同情,轻蔑下好像有一点点怜悯。
赵老师搜了我的身后,又搜了我的课桌和书包,都没有发现钢笔,尴尬下,对我的斥骂声越来越大。
搜不到赃物,她无法对我定罪,却仍对我恶狠狠地警告:“不要以为这次没有抓住你,你就可以蒙混过关,你就是个小偷!是个‘三只手’!”
我当时只感觉全身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好像“小偷”那两个字被人用烧红的烙铁深深地印到了我的额头上。事实也证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两个字的确刻到了我的额头上。
赵老师把我偷东西还狡辩不承认的事情添油加醋地告诉各个老师,同学们也一致认定是我偷了东西,他们在后面提起我时,不再叫我的名字,都叫我“三只手”,有的女生甚至会刻意在我面前,用不高不低的声音说出那三个字,我只能屈辱地深深低下头,沉默地快速走开,她们在我身后夸张地大笑。
男生没有女生那么刻薄,不会叫我“三只手”,可是,当他们听到有人叫“三只手”时,齐刷刷看向我的视线不啻一把把锋利的刀剑。
很长一段时间,我一听到这三个字,就恨不得自己能立即死掉,立即在这个世界上消失。
清晨起床的时候,我甚至会恐惧,我害怕老师、害怕同学。上学,对我而言,成了最恐怖的事情。
谁说“人之初,性本善”?你见过小孩子残忍地虐杀小动物吗?他们能把小鸟活活玩死。人的本性中隐含兽性,孩子的世界其实充满残忍。
在发生偷钢笔事件的一个月后,赵老师对我进行了第二次身与心的彻底践踏和羞辱。
当时,全班正在上下午自习,同学们都在低头做作业,赵老师在讲台上批改昨天的作业,改着改着,她突然叫我名字:“罗琦琦!”
我胆战心惊地站起来,想着是不是自己的作业全错了,可没想到她冷笑着说:“日头打西边出来了,你的作业竟然没有一道做错!”
我的成绩不好,可那一天,不知道为什么数学作业竟全部做对了。在我想来,做对作业总是一件好事情,赵老师即使不表扬我,至少也不该再骂我,我的心放下了一点,低着头静站着。
她问:“你抄了谁的作业?”
我惊愕地抬头,愣了一会儿,才回答:“我没有抄作业。”
赵老师又问了我两三遍,我都说“没有”,她不耐烦起来,叫我上讲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