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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第2页）

美国思想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就说过：“因与果，手段与目的，种子与果实，全是不可分割的，因为果早就酝酿在因中，目的存在于手段之前，果实则包含在种子中、大自然法则中。”

还有一些人为了过分强调“因果报应”的“宿命论”，牵强附会、生搬硬套、机械对应因果关系，就与佛法所讲的因果论相去甚远了。

而两宋种了太多的“因”，结下以后众多的“果”。

第三部分：两宋由盛而衰的核心原因分析

一是“中央集权”，官员自主性降低。

宋太祖克服唐末五代以来“方镇太重，君弱臣强”的制度弊病，初步建立起中央决策体制；还采取一系列措施，改革中央和地方政治体制，集中兵权、财权、司法权和官员任免权。尤其是深刻汲取北周末年“武将擅权”导致自己“黄袍加身”的历史教训，想方设法、竭尽全力、全方位多角度推行“崇文抑武”“强干弱枝”“守内虚外”的政策。

从机构设置上，宋朝廷的中枢机构为“二府制”，即设中书省和枢密院两个机构“对持文武二柄，号为二府”文武分权制衡。

宋神宗时期，有人建议把权力合并于兵部。宋神宗反对说：“祖宗不以兵柄归有司，故专命官统之，互相维制，何可废也？”

宋廷为了体现出对文臣的优待，就对一些功勋元老文臣赋予可以有限度地过问军事的权利。比如文彦博、吕公着曾以元老任“平章军国重事”和“同平章军国重事”。

到了南宋，宋高宗知道秦桧卖国求荣引起公愤，但是因为秦桧完完全全贯彻了宋高宗的政治路线，因此他不遗余力地保护秦桧，特许秦桧以宰相兼任枢密使。但这个可恶的先例，为后来的韩侂胄、贾似道等人揽权擅政树立了恶劣榜样。南宋韩侂胄当权时，曾任“平章军国事”。到宋宁宗时期，由于权臣的斗争，宰相兼枢密使又成为定制，对皇权产生了重大威胁，导致了后期危机的加剧。

二是“崇文抑武”，打击了武将在战场上杀敌的积极性。

“重文轻武”“崇文抑武”是宋朝职官制度一个极为显着的特点。张演说：“宋朝之待武臣也，厚其禄而薄其礼。”王夫之指出：“宋所忌者，宣力之武臣耳，非偷生邀宠之文士也。”

宋廷通过“收其精兵，削夺其权，制其钱谷”三大手段，以及“派遣监军”“削弱相权”“罢黜支郡”“强干弱支”“内外相维”“三年一易”“设置通判”“散官寄禄”“差遣制度”等措施加强中央集权，限制武将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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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一朝，自始至终从政治地位、社会等级、居住建筑、服装座位、物质薪水、车辆配置、礼仪礼节、文化宣传等各个方面宣传“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理念，尤其是对从事一线生产、斗争、战斗的将领进行全方位鄙视，导致宋军将领把带兵打仗仅仅作为一个转为文官职务的平台或机会。许多武将终生的梦想就是能获得节度使、枢密使一类的文官称号而已。但也带来了军队战斗力削弱、政府行政效率低下以及社会尚武之风衰微等消极后果，为后来的统治危机埋下因果之“因”。

三是“强干弱枝”，采取“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分散军权的策略，导致军队战斗力下降。

宋廷的兵权主管部门权力分散，军事权力集中于皇帝。主要采取“枢密（院）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诸军，率臣主兵柄，各有分守”的军事领导体制。

宋朝负责管理军事有关事务的有四个部门：枢密院负责军令、调动和高级军官的任免；兵部负责后勤事务和管理地方的厢军；吏部负责武官铨选（宋朝元丰改制前由审官西院管，改制后权归吏部）；“三衙”统率禁军。“三衙”，即侍卫亲军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司和侍卫亲军步军司，是中央统率禁军的三个机构。三衙与枢密院互相牵制，以防将卒兵变。除殿前司单独有最高级的军事职官都点检、副都检点（后撤销）外，各衙的长官是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和都虞候。宋廷所有军事正印官，一律由文官兼任，武人只能充当副职。

为了达到“强干弱枝”的目的，宋朝还往往从地方厢军中选拔出精悍强壮者充实到中央禁军，加强禁军的战斗力。

为了防止藩镇割据现象发生，宋太祖“惩藩镇之弊，分遣禁旅戍守边城，立更戍法，使（士兵）往来道路，以习勤苦，均劳逸。故将不得专其兵，兵不至于骄堕”。也就是经常进行武装换防，来回调动，收到“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效果，“元戎不知其将校之能否，将校不知三军之勇怯，各不相管辖，以谦让自任。”这样虽然避免了武将专权的威胁，但却经常出现将士反叛、不服调动、官不识兵以及官军误伤、兼并、劫掠自己友军的情况。

四是“招匪为兵”，兵源多样，互不隶属，战斗力差。

宋朝军队分为四种，即禁军、厢军、乡兵、藩兵。禁军是中央军，厢军是各州的镇兵，乡兵则是各地抽调的壮丁，藩兵是防守在边境的非汉民族军队。军队实行募兵制，将流民、饥民、乱民招募为兵；同时采取招安等措施，将乱兵、匪贼召入部队，“天下犷悍失职之徒，皆为良民之卫”，真是一举两得。但这些士兵纪律性差，终日“游戏于廛市间，以鬻巧诱画为业，衣服举措不类军兵”“卫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给粮不自荷而雇人荷之。”许多将领随军携带家眷，许多士兵就成为了这些地方权贵和将领的私人奴仆“给役”（“听差”），从事各种差役劳动。更有许多富商大贾、权贵子弟为了逃避兵役赋役，冒名混入军籍吃空饷，严重影响了部队士气。

五是“经费不足”，日常装备、训练有限。由于要供奉给大辽、大金、大夏、大元等政权巨额岁币，加之供养庞大臃肿的官僚集团，导致军队费用严重缺乏。往往出现一些军队之间为了生存互相进行杀戮、抢掠的情形。至于战马、战具之类更是严重缺乏，甚至一些士兵拿着树枝当长枪、树皮当铠甲使用。由于国家军费不足，就允许默认各地组建义军，自发抗拒外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又出现了许多互不隶属的地方武装以及私人武装，比如岳家军、韩家军、刘家军、张家军等等。这些私人武装触犯了宋王朝的大忌，因而宋廷就收回了张俊、韩世忠、岳飞等人的兵权。其中最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岳家军”成为了宋廷和金人的眼中钉，导致岳飞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这些举措，大大消磨了抵抗侵略人士的信心，也导致了宋廷走上覆灭的道路。

纵观两宋历史，根本没有像吴起、王翦、白起、霍去病等等那样一些叱咤风云、统帅千军万马的大元帅级别将领。两宋的衰败也就注定在这些细节之中了。

六是“宫斗内讧”，互相掣肘。

宋太祖与宋太宗之间的“烛光斧影”疑案重重；宋太宗先后逼死太祖之子赵德昭和赵德芳，又贬黜处死赵廷美于谪所。太宗长子赵元佐也因为同情赵廷美而被废，另一子赵元僖暴死，最后襄王赵元侃被立为太子，改名赵恒。宋徽宗、宋钦宗被俘，宋高宗继位，采取“有限度抵抗”的措施，曾经正式登基、与他争夺皇位的唯一的儿子赵旉也莫名其妙的死亡。这些斗争给朝臣们树立了恶劣先例。

皇上不理朝政，权贵大臣就操纵安排软弱可控的皇子上位称帝，以便于控制朝廷。宋高宗死后，宋孝宗厌世逃生，不理世事，在淳熙十六年（1189年）让位于其子宋光宗赵惇。然而宋光宗罹患精神疾病，不理朝政，受制于李皇后和众大臣，朝政混乱不堪，局势动荡不安，为以后的覆灭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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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是“朋党倾轧”，争权夺利。宋廷的太祖誓碑“不杀大臣及言事官”祖训（“艺祖有誓约，藏之太庙，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导致朝廷权贵们贪赃枉法、斗争不断。

宋廷时期只要不是犯下谋反一类的大罪，基本不诛杀士大夫。那时甚至连免官这类惩戒都极为罕见，导致宋朝官场出现了“只有增官，极少除官”的现象。钱穆先生就感慨说“宋朝优礼士大夫，极少贬斥，诛戮更属绝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