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政殿一番唇枪舌剑,根本目的在于,要兵权!
对于李煜来说,这是一步险棋,也是一步不得不走的棋。
此前的种种行动,原则上讲,李煜根本就没有直接指挥军队,包括击杀军队中的低级反叛,使用的都是自己的私人武装。
可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没有军队是万万不行的,话说,李煜不是担任着中书令吗?又是东宫太子,手中怎么会没兵呢?有兵与“有兵权”是两码事,简单地说,有兵意味着可以防守,而有兵权意味着可以开战。
那么,兵权在哪儿呢?兵部尚书卢俦手中?还是各地节度使、刺史手中?疑惑团连营、城防营将领手中?这么说也对,但都不准确,事实上,南唐的军事制度有“相对先进”的地方,真正能够掌控兵权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皇帝,也就是当今国主李璟。
要知道,所谓南唐,本质上也是大唐末期出现的割据政权,它的创始人杨行密,本就是淮南节度使,一方诸侯,对于军事力量的掌控炉火纯青。他亲眼看到乱世是如何产生的,更加注重对兵权的掌控,建立“杨吴政权”之后,就着手改造原有的节度使制度,没错,就是军事中央集权!这一点,比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要早了几十年。
后来,李氏代杨,烈祖李弁建立南唐政权,对于军队的掌控力度更强大,他采用的方式也更先进,就是“分而划之”,一方面,将领手中直接率领的兵力缩减,控制在一万到三万之间,另一方面,将军队番号增加,名义上可以掌控很多兵力,但实际上要整合起来,就很不容易。比如,林仁肇担任池州团练使的时候,手下军力有一万人,其中以军营驻扎方式管理的兵卒,只有六千左右,其余的则是“城兵”“乡兵”,这些军队分散在管辖区域之内,想要集结起来并不容易,从根本上防范地方威胁中央的情况。
最重要的是,南唐的军事制度已经完全独立于中原政权,所谓“节度使”沦为虚职,没有皇帝的特殊命令,根本就不允许设置藩镇军队!节度使能够掌控的,也只是少量的地方军队,比如宁国节度使李天富,他手下的军队,其实大部分是地方豪强(宣州刘氏)提供的兵源。
此外,还有一手也很厉害,从烈宗李弁时期,南唐就采取了多头管理军队的方式,虽然只是惯例,但除了节度使、刺史等军事行政长官,地方行政长官(如知府、知州、郡守等)也是可以参与进来的!到了中主李璟时期,把“抑制藩镇”与“文人监军”两手玩的炉火纯青,以致于很多节度使在任的时间,都不会超过三年,一旦发现有人在地方的势力过于强大,就采取调任移走的方式,或者采用禁军制衡的方式。
总之,南唐军事管理在“防范造反”方面,是可圈可点的,但物极必反、事有两面,正是这种繁冗、拖沓的军事管理模式,形成了极为高能耗的战争动员方式,可以看做是被后周灭掉的主要原因之一。
现在,话已经挑明了,就是要兵权。而且,不是李煜自己说的,是诸位大臣“联名”发起的,这就有了合法性,同时,也能打消太子要争夺兵权的怀疑。
回过味来的何敬洙、陈乔等人,有一种被“拉上贼船”的感觉,不动声色的韩熙载,则是想到了另一件事情——二王相争。
此时此刻,李煜的七弟,纪国公李从善,正在洪州陪着国主李璟。而朝廷大臣之间的“暗线”不断地报告,传出李璟身体愈发不好的消息。
一个是昭告天下的太子,法定的继承人,一个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皇子,早有登基称帝的意图。
这个时候,李煜突然利用大臣联合奏请,要分一部分兵权在手中,顺理成章地往下想……结果就是,嫡庶之争!
事实上,比起李煜,文人集团更青睐李从善,不是因为李从善在文学艺术方面的成就更大(那是不可能的),恰恰相反,李从善文采一般,如同就是小一号的李弘冀,虽然打仗的能力要差很多,并且比他大哥有心眼,能屈能伸、能认怂。
文人相轻,李煜在文艺方面太耀眼了,这帮文臣嘴上不说、心中不满,加上文人集团本质上就是“食利阶级”,他们需要的是一个能打仗的君主,保护自己,而自己只要好好的吟诗作赋、安享太平就好。
在韩熙载动自己小心思的时候,李煜已经安排清风带人进来了,也铺开纸笔了。
写,现在就写。
毕竟,能够将金陵六部官员凑齐的机会不多,门外,枢密院(金陵分部)宰执严续颤颤巍巍地走进来,老头子不容易,后面跟着刘政咨。
箭在弦上。何敬洙、陈乔等人虽然心存疑虑,可也不得不发了,更何况,刘承勋殷勤地磨墨,文官一列的没有任何异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