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疑才是最没道理的。
只是如此一来,变化又大的令人难以接受。
若是论文属实,许多生物学实验室,此前构建的基因检测模式,都要改变了。
“杨教授,您该早点发表论文的。”
“其实,这样的文章是不用攒的,您早点发了,也不用吓的大家废了自己的研究。”
“是啊,我的方向得换了,太难受了。”
学者们议论纷纷,站起来提问的,与其说是质疑者,不如说是不接受现实者。
粗暴的解题思路有一点好,它的答案实在啊,也没有那么多的弯子可绕。
如果将人体比作一个广场,人体基因组计划,就是想知道广场上每个人的位置和身份。
逐个克隆法是怎么做的呢:它一个一个的问这些人。
杨锐的鸟枪法呢?他就是突突突的打过去,射出一广场的碎肉,然后派小弟去拼碎肉,再认脸识人。
对这种解题思路,你有什么好质疑的?
尸体都在原位上摆着呢,不相信就去核实嘛。
杨锐一一回答,娴熟的像是老屠夫,三言两语间,就将一头猪拆的看不出形状了。
学者们自寻熟悉的部位认证,确认无疑之后,屠夫的工作就算是完成了。
大家各自买肉回家,该炖汤的炖汤,该红烧的红烧,该糖醋的糖醋,世界和谐,一片大同。
至于隔壁屠夫卖的瘦猪无人问津,就怪不得别人了。
谁让你选的猪不好。
有杨锐加入的,人体基因组计划的例行会议,在一片安静中闭幕。
杨锐带回的,不仅是具体的工作安排,还有学界的一片赞颂与……怨念。
当然,对于北大离子通道实验室,华锐实验室,或者北大本身来说,赞颂与怨念,都是极好的东西。
在这样的气氛中,连媒体都变的乖巧许多,只是循例报道了一些人体基因组计划的进度。
杨锐也难得清静了两天。
到了坐机回转的时间,才有几家媒体又来采访。
或许是有了几天的时间做缓冲,媒体的问题都更有指向性一些。
例行的个人八卦和行业八卦之外,一名记者才突然袭击似的道:“杨教授,你在演讲中说采用鸟枪法需要部属大量的计算机,您在中国的研究,也会如此吗?”
“当然。”杨锐点头。
记者暗戳戳的掏出小刀刀:“中国政府能够提供如此规模的经费和设备吗?”
“恩,我准备自己投入一些钱做启动资金。”杨锐说着解释一句:“诺奖的奖金,特别是西地那非的收益,我都准备投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