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苏联学者的研究,中亚的游牧民族与周边的农耕民族长期冲突不断。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显然更适合战争,草原骑兵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单位,但他们的战斗力往往受到内部分裂因素的遏制。穿越中亚的丝绸之路往往会促进游牧民族的内在统一,从而周期性地产生伟大领袖来统一领导所有部落,形成一股强大的近乎不可阻挡的力量。诸如匈人劫掠欧洲、五胡乱华以及几乎征服整个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都是这样发生的。
公元750年,大唐安西节度使高仙芝消灭石国,使大唐在中亚的势力拓展至阿富汗一带。但随着大唐在中亚的战败,以及后期的纷乱,中国从争夺中亚地区变成了守势。直到蒙古崛起,中亚大部分归属于察合台汗国。
到了17世纪后期,游牧民族、半游牧民族在中亚的优势终结了,火器的大规模发展、军事技术的改进让定居民族取得了支配权。波斯、沙俄、中国(清)以及其他强大的帝国逐步扩张,18世纪,中亚大部分成为波斯的势力范围,此后沙俄后来居上,通过俄伊战争击败了波斯,到19世纪末,沙皇俄国已经占领了中亚大部分土地。
苏联所控制的中亚地区开展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但同时也伴随着对本地文化的压制,并带来环境问题。成百上千的中亚居民在农业集体化运动中丧生,由此造成了长期的民族关系紧张。此外,苏联的民族安置政策将成百万的人口迁入西伯利亚和中亚,有时甚至是整个民族的迁移。也造成了新的冲突。
斯大林思索着现在的中亚局面,从何锐政府统一中国后,中国首先将新疆恢复为汉朝时的称呼“西域”。根据苏联的中国研究专家对于斯大林的解释,“新疆”在汉语中意味着新获得的领土。而西域,则是一个地理名词,指的是西方的地区。
将新疆改为西域,意味着中国在文化理念上的改变,也意味着中国很可能有将西域作为进入中亚跳板的打算。
斯大林当然不可能接受中国瓜分中亚,同样不能接受中国对中亚影响力的扩大。而开通中亚铁路,就意味着中国对中亚地区经济入侵的大门会被打开。斯大林认为自己决不能给后世留下隐藏的矛盾。
想了好一阵,斯大林叫来了贝利亚,询问起关于中国派遣的援苏专家的情况。
贝利亚当然猜到了斯大林的不安之处,“总书记,到现在为止,根据已经达成的援助项目,中国已经派遣了7566名工程师,以及148名技师抵达苏联。正在商议的援助项目所需要的中国工程师与技师的数量大概在4万人左右。列入讨论的项目中,现阶段粗略判断,大概会有6万名工程师与技师到达苏联。如果要对这些人进行全面监控,我们大概需要增加1万名的克格勃成员。”
斯大林当即摆摆手,“不用这么做,我们需要关注的是中国前来援助的工程师与技师对于苏联的影响,而不是担心他们盗取苏联的技术。”
贝利亚当然知道斯大林这话没错。这批中国专家是援助苏联,而不是来当苦力的。既然是援助,自然是中国拥有苏联不具备的技术能力。而且这些技术能力还是苏联当下急需的技术知识。既然如此,防备中国盗窃苏联技术,属于毫无意义的事情。
不过贝利亚也不会认为斯大林就会对这些中国人放心,他继续问道:“那么针对于中国工程师与技师的安全保护,要不要做的更细致一些?”
“当然!”斯大林答道。只是说完这些后,斯大林内心深处是有些失望的。
“让布哈林来参加会议。”斯大林命道。
布哈林并不知道,因为中国的改变,他本人的命运也被改变了。原本的历史中,在1937年的电影《列宁在十月》中,有一句著名的台词,“告诉列宁同志,布哈林是叛徒”。
现在布哈林虽然不至于非常核心,至少还在核心圈子里,并没有被杀。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就在于20年代,斯大林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负责了中苏贸易。导致苏联并没有面对历史上被全面封锁的局面。
中苏的贸易使得苏联有了足够的轻工业品,并且用轻工业品与苏联农村人口进行交易,大大缓解了农村矛盾。这种矛盾的缓解,以及苏联经济比历史上好的多的原因,让斯大林的工业化成果斐然,国内党内的反对力量降低,以至于没出现基洛夫被暗杀的事情。也让苏共内部的团结得到了基本的维持。否则的话,以布哈林的政治观点,他早就被干掉了。
苏联国内相对宽松的环境下,布哈里的观点已经逐渐得到了重视。更重要的是,布哈里自己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
当布哈里参加到讨论后,很快就成了负责党内宣传的真理报主编布哈里讲的多,而贝利亚专心听的局面。
布哈里先是认同斯大林的担忧,中国在意识形态上的确有优势。对于欧洲来的人员,苏共向来是非常自信的请他们参观苏联,也不介意这些人与苏联人民交流。因为苏联既然搞了社会主义,走了共产主义道路,在道德上有非常高的自信。虽然苏联现阶段并不富裕,但是在政治方面可比欧洲先进。
而且这些态度的确令苏联的到了巨大的好处,非常多的欧洲乃至于美国的进步人士主动与苏联联系,寻求为苏联效力的机会。
但是在中苏之间,局面就反过来了。中国边境民众生活水平超过苏联,是最近六七年的事情。而且双方之间的经济差距并不显示在基本生活上,而是在各种新式的生活用品上。
中苏两国之间的吃喝相差不大,但是收音机,电视大量进入中国普通民众家庭,中国家庭也开始购买机动车。这种生活方式的差距,让中苏两国边境民众的差距凸显出来。
要知道,在欧洲,能有自家汽车的国家并不多。在欧洲与苏联边境的民众,还都用着牲口出行。由于苏联现在边境接壤国家都是东欧国家,反倒是苏联边境家庭的自行车,摩托车让对面的东欧国家边境民众羡慕。
除了生活方式的不同,中国的政治领域也丝毫不弱于苏联。满清的孱弱,让中国一直被动挨打,极少数的几次边境战争胜利也是在中国的境内打的。这就导致了中国可以自称自己没有任何侵略的恶性,而且这种宣传是全世界都必须承认的现实。
中国除了拥有清白的历史之外,理念上的道德也没有问题。中华文明党与欧洲许多左翼党派一样,都自称是社会主义政党,也自称是共产主义路线。虽然在苏联与欧洲看来,中国的社会主义模式的确没办法与苏联相提并论。但是中国却从学术角度竖起了对于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另外一种模式。
在苏联的解释中,共产主义是一种革命理念。
在中国的解释中,共产主义首先是一门学术理念,基于这种学术理念的先进性,从而在逻辑上得出了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要完蛋的结论。这才有了社会主义革命,试图走通更符合高生产力水平下新道路的努力。
由于苏联与欧美国家并不认为何锐政府是真的共产党,所以这种说法在欧美的泛温和主义人群中有很高的影响力。
苏共内部,以斯大林为首的一部分苏联核心领导其实意识到了,中国是在与苏联进行意识形态上的争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