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中大臣分为两派,一派主议不可,一派力议南迁。朕也是犹豫不决,不知如何取舍。”
赵桓接过了话题,他看着王松,温言道:“朝中大臣,文臣以耿相和唐恪为首,武臣则是以你马首是瞻。只要你和耿相表明态度,大臣们自不会有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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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松心中明白,金人兵临城下,大宋几近亡国,朝中的大臣,包括皇帝,早已经是人心思变,南迁的意向成了主流。
从内心深处,王松对这个历史上无数人扼腕痛心的朝代,有一份几乎是执念的情感,他想要文明继续,把历史拉上正轨,而不是凭空夭折。
“陛下,如今我军虽然战事不利,但仍占据陕西大部,河北半地,太行山义军结寨百余抗金。我军与金人之战局犬牙交错,远远未到山穷水尽之时,为何却要南迁?”
王松缓声道:“朝廷若是南迁,两河百姓必将大失所望,两河抗金的大业恐怕会戛然而止。两河乃国之根本,若是失守,金人铁骑大举南下,到时候中原糜烂,祸及江淮,朝廷又如何取舍和应对。难道又要丢掉中原和两淮之地吗?”
赵桓紧紧闭上了嘴巴,垂头默不作声。
若是真的南迁,恐怕只能撤回长江以南了。要知道他赵氏的祖宗陵寝可都是在黄河南岸,紧邻河东,难道真把祖宗的陵寝也不要了,直下江南吗?
“王相公,若是金人南下,祸乱江淮,到时候运河阻塞,漕运不通,京畿之地不成了无源之水,朝廷只能坐以待毙。”
沉默不语的耿南仲,这时候又发话了,瞄准的还是漕运这一根本。
自宋以降,为免五代藩镇之祸,“夺权,制钱谷,收精兵”,驻重兵于京师,东京城及京畿周围百万之众,粮食供给全来自于东南。东京城水陆交通便利,借助于运河及诸河,漕运大行其道。
宋太宗太平兴国六年(981),漕运四百万石粮。至道(995~997)初年,汴河运米五百八十万石。真宗景德(1004~1007)时,每年运送六百万石。大中祥符(1008~1016)初,增至七百万石。到北宋中叶,岁漕米至八百万。
由东南运往北方的粮食等物,除了供给东京城的数十万驻军,还要运往河北、河东及陕西三路,以满足边防之需。
江淮漕粮运往两河、陕西三路,以河北最多,常数为近百万斛,有时多达二百万斛,转输的主要渠道就是汴河。
靖康元年,金人两路大军南下围困东京城,从而导致漕运不通,各地物资无法正常运送至京师。粮价飞涨,物资匮乏,东京城饿死、冻死数十万人。漕路的堵塞,直接导致了东京城几乎成了一座死城。
耿南仲旧事重提,自然不是无的放矢。至少王松现在明白,这老小子已经是打算溜了。而作为赵桓的老师,他的一举一动,正在影响着赵桓的决心,也影响着大宋王朝的命运。
“陛下,朝廷所需供给,皆仰于东南,臣也知之。但陕西诸州菽粟经此沿流入汴,运至京师,也可解燃眉之急。”
王松诚挚地说道:“往日朝廷需要供给百万京师禁军,如今则是十余万即可。臣愿驻守京畿各道,力抗金人,确保漕运之畅通。还请陛下收回成命,莫要再提南迁之事。”
他挂了枢密院的差事,却被困在了东京城中,他不知道这是皇帝的意思,还是大臣们的处心积虑。眼看着他没有了兵权,不知是皇帝还是大臣们,又想着把他踢出京城去,自谋生路,省得他占据中枢,搅扰试听。
“王卿,今日就这般,你先退下,我和耿相再商议一下。”
看到王松独自离开的背影,宫中的侍者都是面面相觑,暗暗摇头。
王松,你为国为民,一片至诚。可是这君王优柔寡断,这些臣子无耻之尤,朝堂中枢,又岂有雄才大略,忠肝义胆之人!
王松离开皇宫的时候,心里犹自七上八下。赵桓对迁都模棱两可,不置可否。耿南仲则是脸色阴沉,显然他二人之间的龌龊已经埋下。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身为天子和宰辅大臣,不能保社稷苍生,任由山河沦陷,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被金人奴役杀戮。这样的朝廷,真的值得自己追随孝忠吗?
内修文学,外耀武威,封狼居胥,马踏燕然,功如丘山,名传后世。
只是,刚才睿思殿里的一番谈话,让王松已经深深地怀疑,靠这样的君臣,真的能“犯我强悍者,虽远必诛”吗?
一阵冷风吹来,王松不由得打了个寒战。天色已晚,街上几乎已经没有几个行人,这时候他反而冷静了下来。
他曾经幻想过的大宋皇室,大宋朝廷,也许并不是他的选择。他已经虚度浪费了另一个生命,难道他又要违背自己的初心,再一次碌碌无为,随波逐流?
这样的话,他的重生,又还有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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